川觀新聞記者 吳曉鈴
斯里蘭卡，印度洋上的一顆璀璨明珠，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自中國東晉時期高僧法顯在此修行，到明代航海家鄭和下西洋在當地設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中國和斯里蘭卡的友好交往已持續上千年。
從2018年起，以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師生為主的一群考古人來到了這里。他們在當地最早崛起的印度洋著名古代港口曼泰港遺址，探尋它的發展脈絡；在斯里蘭卡西北省帕巴魯伽拉遺址，揭開海上絲綢之路“硬通貨”——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的生產流程。持續多年的考古工作，揭開了斯里蘭卡在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的繁華過往，也拼接出古代中國揚帆出海的生動面貌。
聯合考古隊工作照
泥土之下
藏兩國千年邦交印記
2025年12月，從斯里蘭卡歸國的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范佳楠依舊忙碌，日常授課帶教、推進實驗室工作之余，她還需對本年度考古發掘的各類材料開展統計、繪圖、拍照等整理工作。
乍看范佳楠的工作與斯里蘭卡并不搭邊，為何要遠下西洋，到印度洋上的一個島國展開考古工作？答案，寫在中國和斯里蘭卡上千年的密切交往中。
斯里蘭卡，即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獅子國、師子國、僧伽羅國。早在東晉時期，高僧法顯到天竺求法，選擇海路歸國時，中途在斯里蘭卡遍訪諸寺、四處參學。法顯著有《佛國記》一書，記錄了當地風土人情，成為了解斯里蘭卡歷史的重要史料。
“這場千年前的文化交流，開啟了兩國密切交流的序幕。”范佳楠介紹，史料記載，公元5世紀到8世紀，僧伽羅國曾到中國朝貢，中國不少高僧也前往交流。《大唐西域記》記錄了僧伽羅國當年的佛教興盛情況：“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珍，飾之奇寶……”
明朝鄭和七下西洋，其間帶去明成祖朱棣下詔所立的《布施錫蘭山佛寺碑》。這塊石碑共刻了漢字、泰米爾文及波斯文3種文字，記載鄭和船隊在此巡禮圣跡、布施香禮，反映了海上絲綢之路上不同民族、語言和宗教共存的歷史。《布施錫蘭山佛寺碑》如今是斯里蘭卡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并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
一條海上絲綢之路，連接著中國和斯里蘭卡兩國。中國的瓷器和絲綢在斯里蘭卡廣受歡迎，中國也從斯里蘭卡運回香料、寶石等當地物產。新中國成立后，兩國在1952年沖破西方國家經濟封鎖，簽訂了以用大米換橡膠為主要內容的《米膠協定》，成為兩國友好合作關系史上的佳話。
曼泰港考古調查工作照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引領下，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今考古文博學院）考古系與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考古系簽訂考古合作研究備忘錄。2017年12月8日，雙方正式簽署協議，合作開展曼泰港遺址考古調查與發掘。
在范佳楠看來，對異國他鄉的一座港口進行發掘，意義不凡。“中國和斯里蘭卡歷史上交流密切，更多痕跡就埋藏在泥土里。不僅如此，斯里蘭卡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是貿易中轉站的樞紐，既和中國交流密切，也與西方文明以及中東波斯文明多有交往。這里的考古成果，很可能生動反映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對話。”
遺址之中
埋海上絲路昔日繁華
在斯里蘭卡搞發掘，究竟在哪里下鏟最有價值？
作為四川大學—凱拉尼亞大學中斯聯合考古隊中方現場負責人，范佳楠和同事廣泛走訪當地博物館、查閱歷史文獻，與凱拉尼亞大學團隊幾經商議，最終選擇了曼泰港遺址。
曼泰港位于斯里蘭卡島西北角，緊鄰馬納爾海峽，與印度隔海相望，是名副其實的海上交通咽喉。腹地坐擁都城級大都市阿努拉德普勒，商貿條件得天獨厚。從公元前337年到公元1017年，這里穩居斯里蘭卡第一大海上貿易港的地位。
深厚的歷史積淀，在100多年里不斷吸引著各國考古學家在此展開發掘工作。遺憾的是，這些考古成果各有學術目標，卻沒有解決曼泰港遺址始建時間、分期、布局等諸多問題。
聯合考古隊駐扎遺址后，首要任務是找到以往發掘的舊探方位置，以便部署鉆探調查的實施區域。
曼泰港考古現場
時隔經年，遺址地表已被大量植被覆蓋，古城垣蹤跡難辨，遺址內的西南部，分布著大片居民住宅。考古隊以遺址中心的一處神廟為參照，在其周邊仔細踏查，發現此前的考古工作多聚焦于遺址南部區域，對遺址北部的大片區域還缺乏基本了解。最終，雙方決定在面貌尚不清晰的遺址北部開展鉆探。
每隔10米1個鉆孔，在遺址內密集地布設開來。在中國考古中常用的洛陽鏟，在斯里蘭卡遺址中得到令人驚喜的發揮。鉆探結果顯示，在探桿下到約1.2米處時，部分鉆孔就已經帶出具有斷代意義的遺物。它們包括8—10世紀的南亞黑紅陶及9—10世紀的中國青瓷片；并發現了時代不明的玻璃殘片，疑似產自西亞地區。鉆探間隙，聯合考古隊還圍繞城垣展開踏查，確認了曼泰港城垣的分布情況。
正式展開發掘后，豐富的出土文物讓考古隊員大為驚喜。
深埋地底的印度陶器，可能為產自古印度北部地區的磨光黑陶，時代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600年。這些磨光黑陶說明了斯里蘭卡島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已經通過曼泰港與印度產生了某種聯系。
2019年曼泰港遺址發掘出土的中國瓷器、伊斯蘭釉陶、印度陶器及本地陶器等遺物（右邊一組為中國瓷器）
遺址還出土了大量中國陶瓷器，包括越窯青瓷、廣東青瓷、長沙窯青釉彩瓷以及邢窯、定窯及鞏義窯等北方窯口燒造的白瓷，甚至包括極少量的白釉綠彩和三彩器。時代最早的為中唐時期，大多數集中于晚唐五代時期。這些陶瓷器，展現了9—10世紀中國陶瓷外銷第一個高峰時段的陶瓷貿易特點。
范佳楠介紹，中國陶瓷的大規模外銷始于9世紀，印度洋以西地區發現的9世紀以前的中國瓷器十分鮮見。“本次發掘出土的中唐時期鞏義窯白瓷及三彩器等，為研究中國陶瓷外銷至印度洋地區的起始時間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證據。”
隨著發掘的持續，伊斯蘭釉陶器在遺址中也多有發現，還有疑似屬于羅馬—拜占庭系統的陶器。這些出土的陶瓷類遺物，蘊含了復雜的文化背景，廣域上涵蓋了整個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各種玻璃、石質及貝質遺物，也說明曼泰港很有可能是珠飾的生產和加工地。遺址還發現了各類寶石原材料，可能為斯里蘭卡對外輸出的重要貿易商品。
曼泰港遺址的考古成果，從遺物來源的層面證實了曼泰港在東西方貿易中的樞紐地位，豐富的遺物展示了商品貿易的過程環節，凝聚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千年繁華，為中外交通史及海上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實物證據。
發掘現場
現南亞玻璃珠生產基地
在古代印太海洋貿易體系中，斯里蘭卡對外輸出的除了香料和寶石，印度—太平洋玻璃珠也是重要的貿易品。斯里蘭卡西北省庫魯內加拉地區的帕巴魯伽拉遺址，以生產印度—太平洋玻璃珠而聞名于南亞，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0世紀。
2024年，四川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組成聯合考古隊，針對這處遺址展開了工作。他們帶領兩所高校學生實地參與考古教學，希望搞清楚遺址的文化性質、年代序列和生產技術等問題，甚至梳理這些美麗的珠子是如何通過貿易網絡進入中國廣袤地區的。
帕巴魯伽拉遺址出土的玻璃塊
斯里蘭卡的夏天，氣溫高達40℃。考古隊員在工地上搭了簡單的棚子，每天早上9點便在探方里埋頭苦干。工地離遺址有一小時車程，午飯只能是早上帶出來的冷餐。幸好，工地不遠處偶爾可見野生大象悠閑散步，不時還可以看到其他動物飛奔而過；當地特有的飲茶習慣，每天還多了兩次茶歇時間，這些都讓隊員們在炎炎烈日中多了幾番欣喜。
最大的驚喜，來自豐碩的考古發現。
2024年，考古隊在遺址做了地表物理探測，發現近50座窯爐，“這樣的規模非常巨大。我們推測，這里有可能是南亞最大的生產玻璃珠的遺址之一。”范佳楠介紹。
正式考古工作在2024、2025年相繼展開，果然很快發現了窯爐遺跡。值得一提的是，發掘清理的3座窯爐存在兩種不同形態，可能對應了玻璃珠制作的兩道不同工序——工匠們或許把石英砂等原料先熔煉為初級的玻璃塊，再用另一種窯爐將玻璃半成品拉成管狀，并最終切割成小玻璃珠。
上萬件印度—太平洋單色玻璃珠子和玻璃熔塊等重要遺物，可以確認這處遺址至少在2—5世紀的時候，已發展成為一處專業化、規模化的玻璃珠生產中心。
帕巴魯伽拉遺址出土的玻璃珠
在考古發掘的同時，隊員們還展開了礦源調查。
在距離遺址直線一公里左右的地方，聯合考古隊找到了石英礦藏和礦脈。“這充分體現了古人選擇帕巴魯伽拉作為窯址的智慧。”范佳楠解釋，遺址位于一條小河旁，附近有村落提供勞動力，還有一條大河可以通往當時的首都，并通過其他水路連接曼泰港。如此一來，這些當地的特產就能以最小的成本，銷售到斯里蘭卡其他區域并走向海外。
近年來，在我國廣西北海、四川成都都曾出土過這種外觀相似的玻璃珠，它們可能就來自該遺址或南亞其他地區的玻璃珠生產基地。對帕巴魯伽拉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不僅有助于系統揭示玻璃珠產業鏈的生產和工藝流程，豐富對南亞古代玻璃珠制造技術的認識，也為古代世界玻璃珠技術源流和技術傳播的研究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證據。
四川考古力量“走出去”還遠未結束。范佳楠介紹，四川考古人未來將持續在曼泰港等遺址展開工作，以考古實證的方式展現古代亞洲文明之間悠久的交流與互鑒歷史。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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