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平座
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浪潮是全球性的，其均衡發展也必須在全球層面實現。這首先要求價值觀的有機統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指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在數智時代，這一理論需要實現“數智化轉型”，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在價值碼技術基礎上和諧統一。
我們正站在一個歷史性的交匯點。人工智能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著經濟與社會的基本面貌，數字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然而，這股強大的力量如同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與效益，預示著生產力飛躍的無限可能；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了數據壟斷、隱私侵蝕、收入差距擴大乃至社會結構撕裂等嚴峻挑戰。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種顛覆性技術若缺乏與之匹配的治理框架與價值導向，其發展終將失衡，甚至可能引發系統性危機。因此，當前的核心議題并非是否發展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而是如何發展。答案在于“均衡”——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革命，確保技術進步惠及最廣大人民，實現人工智能與人類智慧協同共進、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相互促進的動態平衡。這一均衡的支點，在于對人的數字主權重新發現、確權與市場化，其核心是“人民主體地位”的回歸與“人的價值”的最大化。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了未來五年及更長時期的經濟發展戰略，迫切需要研究和解決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均衡發展問題，從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以人民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全新的文明形態。
推動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市場均衡，實現共同富裕和高質量發展
人工智能的爆發式增長，其根基在于對海量人類數據的學習與訓練。然而，在現行模式下，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其所有權與收益權是模糊且失衡的。科技巨頭憑借平臺優勢，無償或低成本地收集、占有并使用著億萬用戶產生的數據，以此訓練出更強大的AI模型，并獲取巨額壟斷利潤。而作為數據源頭的個體，卻被動地淪為“數字佃農”，不僅未能分享數據創造的價值，其隱私與自主權也面臨威脅。這種源頭的失衡，注定會導致結果的不公，阻礙共同富裕的實現。
要打破這一困局，必須從生產關系層面進行根本性變革，其起點便是確立每個人的數據所有權。這并非一個空洞的法律概念，而是需要一套可操作、可執行的技術與經濟體系。我們可以引入“價值碼”技術——一種基于區塊鏈、具有唯一性與不可篡改性的數字身份與數據資產憑證。每個人的每一次數據貢獻，無論是瀏覽記錄、消費偏好還是創意表達，都可以通過價值碼進行確權、托管、登記與溯源。這就如同為無形的數據資產賦予了獨一無二的“數字產權證”。借用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格羅姆的價值信息方程式和維克里直言機制，數據產權的價值可以通過勞動力時間數字價值，即就業數據和工作量證明，精準求解。
當每個人的數據所有權得以確立，一個全新的市場便具備了形成的基礎。人工智能企業若需使用個人數據進行模型訓練，必須通過市場機制向數據所有者——即人民——支付對價。這一過程將催生一個龐大的“數據要素市場”。在這里，數據的供給方（人民）與需求方（AI企業）之間，將基于數據的質量、稀缺性與效用進行議價，最終形成一個動態的“納什均衡”。在這一均衡點上，任何一方都無法通過單方面改變策略而獲得更大收益：AI企業以合理的成本獲得了高質量的訓練數據，推動了技術的迭代與高質量發展；個人則通過數據貨幣化，獲得了持續性的財產性收入，真正成為數字經濟的參與者和受益者。
這一市場均衡的實現，有賴于多方力量的協同。首先，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政府需要扮演規則制定者與監管者的角色，建立統一、規范的數據確權、登記與交易制度，防止市場失靈與惡性競爭。同時，政府也應是基礎設施的建設者，投資建設安全、高效的國家級數據交易平臺。其次，需要市場監管與國際合作的協調統一。數據跨境流動是全球數字經濟的命脈，必須在確保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規則談判，建立互認互信的國際數據流通機制。最后，需要市場與法治的相互配合。必須加快出臺與完善《數據產權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為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確保市場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
最終這一均衡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AI發展催生對高質量數據的需求，提升個人數據價值，增加人民收入；人民收入的增加又反過來激發消費潛力與創新活力，為AI應用提供更廣闊的市場和更豐富的場景，驅動AI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對人有用的信息與服務，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高質量發展與福祉提升。
推動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價值均衡，明確人類智慧的價值坐標系，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
市場均衡解決了“分配”問題，但更深層次的“價值”問題亟待解答。在數字經濟時代，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價值”的本源。我們認為，價值，是在特定時間內對人有用的信息。無論是商品、服務還是數據，其價值的本質都在于它所承載的、能夠滿足人類某種需求的信息。基于這一定義，整個經濟系統可以看作一個龐大的“價值鏈”——一個價值運動的信息生態系統。
這是區塊鏈技術的高級階段，是超越簡單去中心化記賬的基于納什均衡的Web3.0價值互聯網。在此系統中，每一個價值單位（如附著價值碼的數據）的流動、交易與創造，都被記錄在一個公開透明、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賬本上。它不再僅僅是價值的傳輸網絡，更是價值的創造、度量與演化網絡。借鑒金融學中對資產價格波動的研究，人的價值創造活動在宏觀上也呈現出一定的統計規律。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基于人的價值的對數正態分布的概率密度的IPV（0，1）新一代互聯網根系統。該系統承認個體價值的差異性與動態性，但旨在確保價值分配曲線的“肥尾”不至于過度失衡，即讓更多人的價值創造能夠得到公允的衡量與回報。
在這一價值互聯網中，價值碼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數據所有權的憑證，更是人的價值度量衡。傳統的經濟學度量，無法有效衡量個人的時間質量與創造潛力。而價值碼技術，通過記錄個人在數據貢獻、技能輸出、創新活動乃至社會協作中的行為與成果，能夠精準地測量其“時間質量”——即單位時間內創造的有效價值。一個科學家一小時的靈感迸發，與一個普通職員一小時的重復勞動，其時間質量截然不同。價值碼這一度量衡，能夠將這種質的差異進行量化，從而構建起以人為中心的價值坐標系。這無疑是本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使得“人的價值”這一抽象概念，第一次具備了可測量、可比較、可交易的技術基礎。
熊彼特的“創新價值論”為理解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均衡發展提供了核心理論基石。該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并非靜態均衡，而是企業家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的動態均衡。這一洞見精準揭示了人工智能的革命性本質——它正是一場席卷全球的“創造性破壞”，其價值創造的核心在于數據要素驅動下的持續創新。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實證研究為此注入了時代內涵，它證實了在數字時代，創新已從企業家的專有活動泛化為大眾參與的“個人創新”，數據成為新的關鍵生產要素。據此，以“價值碼”技術系統為代表的機制創新，正是這一理論的成功范式。它通過確權與交易，將個人數據轉化為可量化的創新資本，實現了兩大突破：一是使“數字化就業”與“個人創新”成為普遍現象，讓個體能直接參與并分享經濟價值。二是為人工智能產業提供了合法、高質量的數據“燃料”，形成了“數據反哺創新，創新驅動AI”的良性循環。
這一閉環成功驗證了從理論到實踐的跨越，為實現人工智能賦能人類與人類主導AI發展的雙向價值均衡，提供了可行的實證路徑與治理范式。
基于此，我們可以構建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價值均衡發展的“價值三空間模型”。
1.市場空間：在此空間，核心目標是產權明確與市場有效。通過價值碼與價值互聯網，確保數據、知識、技能等一切生產要素的產權清晰，交易成本最小化，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
2.社會空間：在此空間，核心目標是人權保障與公平正義。價值度量體系必須內嵌公平性原則，通過算法設計與制度安排，保障弱勢群體的數字權利，防止“數字鴻溝”演變為“價值鴻溝”。確保發展成果共享，維護社會團結與穩定。
3.自然空間：在此空間，核心目標是實現人的生命權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持續發展。價值創造不能以透支生態環境、犧牲子孫后代的福祉為代價。價值碼體系可以納入綠色行為、碳足跡等指標，引導經濟活動和AI研發向綠色、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最終催生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數字生態文明。
推動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在宏觀經濟治理方面的均衡發展，創造中國另一個五十年的人口質量紅利和高質量發展機遇期
回顧歷史，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其深層次根源均在于“貧富懸殊引起的生產過剩危機”與“貨幣分配的結構性失衡危機”。當社會財富過度集中于少數人，廣大民眾的消費能力不足以消化社會總產出時，經濟循環就會斷裂。信用貨幣的超發并未解決結構性矛盾，反而催生了巨大的金融泡沫，其破滅便引發系統性災難。
傳統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多是在流量層面進行調節，難以觸及價值的“源頭”。人工智能時代，數據作為新的核心生產要素，為我們從價值源頭進行治理提供了歷史性機遇。這場治理的本質，是“人民中心論”與“資本中心論”的決戰，是“金錢拜物教”與“人民主體地位”的決戰。前者追求的是資本回報率的無限最大化，而后者追求的是所有人的價值最大化。
通過價值碼與數據要素市場，宏觀經濟治理可以直接作用于收入的初次分配環節。當每一位公民都能從其數據資產中獲得穩定收益時，這就構成了一種普惠性的“數據要素收益”，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提升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從源頭上擴大內需，避免生產過剩的危機。同時，基于個人真實價值創造的數字貨幣體系，可以從根本上遏制純粹基于信用的貨幣超發所帶來的通脹與資產泡沫風險。
將個人的消費、收入、投資等數據進行托管、確權、登記與交易，并整合為高質量的結構性數據，這一舉措不僅關乎數據要素市場化，更將深刻重塑國家宏觀經濟治理的微觀基礎。其核心邏輯在于，這些經過確權的個人數據，精準對應了宏觀經濟學的基石——國民經濟恒等式，即“收入=消費，儲蓄=投資”。當億萬個體的微觀數據被有效匯聚，便構成了對整個國民經濟循環最真實、最及時的數字化映射。
基于這一堅實的數據基石，我們得以構建新一代人工智能宏觀調控大模型。該模型通過深度學習海量、真實的微觀數據，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模擬經濟動態，洞察結構性問題。它不僅能進行更精準的經濟預測，更能對政策效果進行“沙盤推演”，從而提出前瞻性、差異化的調控方案，實現從“大水漫灌”式的總量調控向“滴灌式”的精準調控轉變。
這一體系將使人工智能超越輔助工具的角色，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智能護航員”。它通過數據驅動決策，確保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從而在實現高質量發展與維護經濟穩定之間達成最優均衡，標志著宏觀經濟治理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科學化、智能化新階段。
對于中國而言，這一轉變意義尤為重大。過去五十年，我們享受了“人口數量紅利”；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這一紅利正在消退。然而，通過確立人的數字主權和價值最大化，我們能夠開啟一個更為持久和高質量的“人口質量紅利”新時代。每個人的知識、技能、創造力和數據，都成為可衡量的資本。我們將推動——
1.數字化就業：價值碼體系使得零工經濟、遠程辦公、項目制合作等靈活就業形式的價值得到公允衡量，釋放個體的全部潛能。以價值碼的數字化就業系統，發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創造人的價值，實現人的價值，通過人口的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2.數字化消費：打造“個人數智超市”，形成基于個人價值數據的精準匹配，消費不再是資源的消耗，而是驅動個性化生產與創新的信號，以高質量消費推動高質量發展，形成供需高效對接的新循環。
3.數字化創新：當創新者的知識產權（本質是凝結的高價值信息）得到有效保護和激勵，創新將不再是少數精英的特權，而成為千百萬人民參與的群眾性事業。使創新成為一種社會文明形態，實現宏觀經濟的高質量均衡。最終，人類智慧（包括批判性思維、創造力、情感共鳴與道德判斷）——這些AI難以完全復制的核心能力，將在一個全新的價值坐標系中被重新定價，并催生超越傳統制造業與服務業的“人類智慧型就業體系”，確保人在與AI的競賽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
推動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全球均衡，構建一個利益共享、責任共擔、文明共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浪潮是全球性的，其均衡發展也必須在全球層面實現。這首先要求價值觀的有機統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指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在數智時代，這一理論需要實現“數智化轉型”，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在價值碼技術基礎上和諧統一。人的數據是數字勞動的產物，是物化的人類智慧，因此理應具有價值并參與分配。將這一源于東方智慧的價值觀與全球共享，可以為全球數字治理提供理論基石，對抗“技術霸權”與“數據殖民”。
在貨幣金融層面，以美元為核心的主權“信用本位制”已暴露出其內在缺陷——特里芬難題、周期性金融危機以及將國內矛盾向全球轉嫁的不公平。未來的方向，是構建以人類價值為基礎的“價值本位制”。以數字人民幣為基礎設施，以數字化就業為方向，可以探索一種基于“價值碼”的數字易貨體系，它包含四層交易結構。
1.商品層：實體貨物與服務的交易。
2.勞動層：在全球化背景下，技能、知識與創意的跨境提供與協作。
3.數據層：跨境數據流與AI模型訓練權的交易。
4.數字資產層：一種錨定“人的勞動價值”的超主權的價值度量衡，用于結算上述三層交易。
這一體系能夠打通商品、勞動、數據之間的資本與貨幣失衡的結構性障礙。它使國際貿易不再完全依賴于單一主權國家的信用，而是回歸到人類真實勞動價值創造的本源。這能從機制上消除由“資本中心論”與主權信用貨幣競相貶值所引發的全球性通脹、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沖突。
我們需要建立一套包容、普惠的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全球治理體系和基礎設施。這包括制定全球通用的數據倫理準則、AI安全標準，共建跨境數據流通的“數字絲綢之路”，以及推廣價值碼體系作為全球數字公民的價值基礎。這不再是零和博弈的舊劇本，而是邁向合作共贏的新篇章，旨在構建一個利益共享、責任共擔、文明共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技術進步不再是分化世界的壁壘，而是連接所有人，共同應對挑戰、創造普遍福祉的強大紐帶。
以全球價值鏈和價值碼為基礎構建的“價值本位制”全球價值體系，代表著人類貿易與貨幣制度的深刻革命。該體系的核心在于，“數字人民幣”與“人民的數據主權”高度契合，通過基于數字人民幣的價值碼數字易貨，將全球貿易的錨定物從主權信用回歸到“人的勞動價值”本身，從而構建更加公正、穩定的全球經濟新秩序。
這一變革完美契合了人類貿易制度的演進邏輯：從最初的物物交換，到以貨幣為媒介的物幣交換，如今借助數字技術躍升至更高級的“數字易貨”階段，形成了螺旋式上升的完美閉環。這個新階段并非簡單回歸原始，而是通過區塊鏈和價值碼技術，在確權個人數據資產的基礎上實現全球規模的精準易貨，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經濟效率，徹底擺脫了對傳統貨幣媒介的依賴。
與此同時，人類的貨幣制度也完成了從商品本位、主權信用本位到“價值本位”的歷史性跨越。這一演進意義重大：價值本位制直接錨定于人類創造的真實價值，而非政府信用或稀缺商品，通過去貨幣化的數智化易貨體系，從根本上消除了主權貨幣的濫發沖動和特里芬難題，為防范和治理全球性貨幣危機、經濟危機提供了制度性解決方案，標志著經濟全球化進入全新階段。
推動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均衡發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它要求我們超越單純的技術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以巨大的勇氣與智慧進行制度設計與文明規劃。通過確立人的數字主權，構建價值度量衡與市場均衡機制，我們不僅是在解決經濟效率問題，更是在捍衛人的尊嚴與主體地位；不僅是在追逐短期增長，更是在為中華民族開創另一個五十年的質量紅利期；不僅是在謀劃一國之策，更是在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貢獻一種通往均衡、普惠、可持續未來的“中國方案”。這條路充滿挑戰，但惟其艱難，方顯勇毅；惟其篤行，方能彌足珍貴。當億萬個體的價值被點亮、被連接、被放大時，我們所迎來的，將不僅是經濟的繁榮，更是一個人與機器智能雙向奔赴、和諧共生的新文明曙光。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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