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大巴山是一條與秦嶺幾乎平行的山脈，但它的名氣沒有秦嶺那樣大。大巴山西接昆侖山，一直延伸到三峽神農(nóng)架，與長江對岸的湘西黔北的山脈相連，繞一圈就和青藏高原把四川盆地包裹在中間了。
大巴山南麓，嘉陵江、涪江與巴河、州河之間的一片地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川北。由于地域原因，在天下分裂的時期，漢中成了秦嶺和大巴山、關(guān)中與西蜀之間的跳板，而跳板面前的川北就成了一片被反復(fù)爭奪的征戰(zhàn)之地。
萌生寫一部關(guān)于川北的小說的想法，是在20世紀80年代，可謂多年前的一個夢想。我從小就生活在大巴山的鄉(xiāng)野，在那里讀書和勞作，在那里經(jīng)歷生活的磨難坎坷與少年的憂傷孤獨。幸運的是，我趕上了國家恢復(fù)高考，讀上了文學狂熱年代十二分紅火的中文專業(yè)。
我聽到過那片土地上無數(shù)口傳的生動故事與民歌，后來工作的全部時間也耗在了那片地域，大半個世紀我都沒有走出川北。自參加工作起，我盡力把少有的閑余時間用在了在川北土地上行走。因此我熟悉川北的每一個縣、每一個鄉(xiāng)鎮(zhèn)，乃至很多村，見過三教九流的奇奇怪怪的人，收集和聽聞了無數(shù)的奇聞軼事。越是如此，越覺得非寫出一部書不可。
尤其是到了近年，知悉這片土地歷史的一代代人已經(jīng)衰老或故去。我不能讓這片土地上那些生動的過往，那些飽滿的激情與倔強的忍耐，無聲無息地湮滅于地下。我要讓土地說話，述說那連綿的苦難與不屈。
但是，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與跑一場馬拉松一樣，要的不僅是耐力，更要的是體力。工作原因，難得有大段時間靜心寫作，所以本書動筆的時間比較早，卻一直寫得不那么順暢，寫寫停停，停停寫寫。
直到近年，反而工作越繁重辛勞，寫作的思路越流暢。我利用所有業(yè)余時間寫作，消耗了數(shù)千張紙，數(shù)百支筆，總算完成了70多萬字的書稿，最后成型的這部書縮減到60多萬字。
無論作品寫得好壞，我堅持下來了。直到2023年秋分的晚上，敲完作品的最后一個字，我對著窗外的天空和青山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無所謂喜悅，無所謂憂傷，就像德國作家托馬斯·曼說過的，終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但我的眼眶確實濕潤了，我為自己的堅持與頑強而感動，我終于制造出了一塊碩大粗笨的“磚頭”，完成了這樣一部告慰川北大地的書。幸運的是，書稿順利入選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2024年度重點作品扶持項目，更增加了我要盡快將此書呈現(xiàn)于讀者面前的自信。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進的，有時穿過塵埃，有時穿過泥濘，有時橫渡沼澤，有時行經(jīng)叢林。”為寫作本書，我閱讀了大量文史資料、族譜乃至民間野史、醫(yī)書、巫術(shù)、堪輿、碑文，進行了大量田間調(diào)查與走訪，力爭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采用以點帶面、以小寫大的結(jié)構(gòu)，通過川北大巴山下桃花灣一個家族半個多世紀的繁衍歷程，讓土地陳述川北的故事。
翻開川北所在的近代史，這里有農(nóng)耕社會的日常，有淳樸古雅的民風，有亂世里的愛情，也有為所欲為的草菅人命，更有時代迭變的波詭云譎。
仁義禮智，忠孝廉恥，壓抑與放縱，堅韌與掙扎，樸實與狡黠，傾軋與殺伐，苦難與良知，生養(yǎng)繁衍，愛恨情仇，一切都在時變境遷中洗澈沉浮，濾濁澄清。人間的苦痛、糾結(jié)與忍耐、欲望都飽含于這一片大地的泥土中。
由于讀書的駁雜，我的作品里既有中國古典文學和現(xiàn)代文學的影子，也有蘇俄批判現(xiàn)實主義、歐美現(xiàn)代派和后現(xiàn)代派的影子。我在熬制川北味道的麻辣火鍋，小說故事跨度50年，情節(jié)復(fù)雜，人物紛繁，現(xiàn)實與魔幻，牧歌與史詩，粗放與細膩，精雕細琢與濃墨重彩，大量風物、習俗、民歌有意識地加入，構(gòu)成五彩繽紛、眼花繚亂的畫卷。
那些生長故事的鄉(xiāng)土正在遠去，流逝的歲月只留下斑駁的遠影，消失的總有幾分懷念。后來人如能通過讀這部書知曉川北大地的過往與曾經(jīng)，我亦感足矣。
（《川北》，王勇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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