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觀新聞記者 張庭銘
12月20日下午，記者從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獲悉，該院依法審理的被告人梁某瀅故意殺人案一審宣判。根據被告人梁某瀅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刑法判決梁某瀅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庭審現場 成都中院供圖
審理過程中，公眾對案情本身和量刑依據等問題非常關注。為此，川觀新聞記者梳理了多個較為關注的問題，結合一審法院判決書、庭審情況等，邀請了相關專家進行解析。
問題1：本案是如何認定梁某瀅患有精神疾病的？“精神病患者”這一因素是否必然影響量刑？
根據法院公布的信息，2024年9月2日，司法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證實：被鑒定人梁某瀅自知力缺失，患有精神分裂癥，對其2024年6月9日的違法行為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
該鑒定結果法庭是否采納？公安機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委托鑒定機構和人員對被告人進行了司法鑒定。庭審時，法院通知了鑒定人、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作出說明并接受詢問。
法院認為，該鑒定意見與警察出警記錄、多個鄰居的證人證言、微信聊天記錄以及專家的出庭證言等證據相互印證，能夠證明本案被告人梁某瀅在案發期間因患精神疾病，使其喪失部分辨認和控制能力，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應當依法予以采信。
本案中梁某瀅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應依法嚴懲。案發時梁某瀅處于精神疾病不全緩解期，對其行為缺乏適當的估計和預見，系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根據刑法第十八條之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據司法精神病學方面專家介紹，法院量刑時必然要考慮精神病患病這一因素，但不會僅憑“患病”這一單一情節從輕或減輕處罰。需明確“患病≠脫罪”是精神障礙相關案件量刑的核心原則，法院量刑的核心依據是行為人“作案時的刑事責任能力”，而非單純“患病事實”，也即是說，行為人主觀惡意程度、犯罪后果的嚴重程度、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以及行為人實際辨認或控制能力的受損水平是量刑需綜合權衡的四大核心要素。
問題2：精神分裂癥是否影響智力和邏輯思維能力？庭審過程中，被告人梁某瀅能為自己辯護，表達清晰，是否表明其精神正常？
本案鑒定人出庭作證稱，精神分裂癥這一類疾病的特點之一是智力可以不受影響，一些患者的智力包括在某些方面的邏輯思維能力比較正常。根據被鑒定人的當庭表現，其智力是正常的，但控制能力較差，自知力缺失。即使是精神分裂癥偏執型，在某些方面的邏輯思維能力也是存在的。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出庭專家證人的認可。
問題3：被告人案發前無就診記錄、案發后才啟動精神病鑒定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司法精神病學方面專家介紹，作案時的精神狀態屬于影響定罪量刑的“專門性問題”，無論案發前是否有就診記錄，只要司法機關發現被鑒定人可能存在精神障礙，即可啟動鑒定。實踐中，有相當數量的突發性暴力案件的嫌疑人案發前無明確精神異常線索，需根據案前、案中、案后的異常行為表現啟動鑒定。
司法精神病學方面專家告訴記者，法醫精神病鑒定需2名及以上有相關資質的鑒定人，含副高以上精神科執業醫師，通過晤談、直接觀察全面評估被鑒定人認知、情感、意志行為等精神活動，必要時輔以心理測驗、實驗室檢查或影像學檢查。另外，還要結合送檢材料與檢查結果進行綜合研判。缺乏案前就診記錄時，鑒定機構可通過警方筆錄、案發現場視頻、目擊者證言、被鑒定人家屬陳述、作案過程分析，以及鑒定時的精神檢查、心理測試等多維度材料綜合研判，形成鑒定結論。
問題4：被害人的代理律師偽裝精神病患到安定醫院進行精神問診的情況，能否作為本案證據？
被害人家屬的訴訟代理人在庭審和接受采訪時均稱，自己曾以情緒低落、偶爾自言自語為由，偽裝成精神病疑似患者前往北京安定醫院就診，接診醫生在詳細詢問病情后告知，要想做出縝密嚴謹的判斷，應當進行觀察，才能做出最終判斷。
訴訟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其自稱有精神疾病的相關就醫材料，但因缺乏與本案的關聯性，法院未予采納。
問題5：被告人梁某瀅是否蓄意帶著兇器對被害人行兇？
庭審中，被害人王某雅母親與被告人梁某瀅均陳述梁某瀅案發前與王某雅素不相識且無矛盾。法院查明梁某瀅案發時在保安勸離的情況下與打開房門的王某雅發生爭吵，并在家門口發生打斗導致王某雅死亡。
四川大學法學院刑事案件研究中心主任馬靜華參與了本案的旁聽，他介紹，從刑法角度認定是否構成預謀殺人需要考慮兩點：1、殺人故意是否事先形成？與殺人行為的發生是否存在一定時間間隔、是否具有連續性？2、案發前，行為人是否為實現殺人目的實施準備工具、邀約同伙、制定計劃等預備行為？
馬靜華認為，根據法庭調查情況，被告人的加害行為具有偶發性。第一，被告人與被害人母女素不相識，案發前沒有矛盾糾紛。如被害人母親證實，出門時發現一陌生女子在門外停留，還問“美女，你家沒人嗎”。此外，也無任何證據表明被告人梁某瀅因敲門、吐痰等滋擾行為，在此之前與被害人母女發生過沖突。第二，被告人梁某瀅長期攜帶水果刀的原因是其臆想的“防身”。第三，被告人梁某瀅拔刀刺殺被害人王某雅，屬于偶發事件，發生在“被告人敲門—雙方口角—雙方抓扯”過程中、糾紛不斷升級的情況下。這三方面事實協調一致、沒有矛盾，均指向被告人梁某瀅的加害行為具有偶發性。
問題6：被害人是否被捅了10余刀，刀刀致命？
法院庭審情況顯示，經鑒定，王某雅左胸近鎖骨處刺創2處、頭面部哆開創口3處、右手掌內側抵抗傷1處、胸腹部皮膚劃痕4處，其死亡原因系被他人用單刃銳器刺擊左胸部導致左肺破裂致急性大失血。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王某雅左胸的 2處刺創傷導致其死亡。
問題7：庭審中被告人梁某瀅主張“正當防衛”，是否有依據？
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梁某瀅在郫都區某小區居住期間，經常無故與家人吵鬧、摔打物品、對同小區其他住戶進行敲門滋擾，住戶曾因此與其發生爭執而報警，民警處置后要求梁某瀅家人對其嚴格管理。
2024年6月9日，梁某瀅再次在上述小區對其他住戶進行敲門滋擾，在敲擊被害人王某雅家房門時，王某雅通過貓眼看到梁某瀅在其家門口吐痰，遂通過其母聯系小區保安到場處理。小區保安到場勸離時，王某雅打開房門質問梁某瀅，二人隨即發生爭吵，進而在家門口抓扯、打斗。其間，梁某瀅使用隨身攜帶的刀具捅刺、切劃王某雅左胸部、頭面部等處，王某雅拿起門廳鞋柜上一擺件擊打梁某瀅頭面部，保安上前制止無果。打斗中，王某雅受傷倒地，保安撥打電話報警。王某雅經搶救無效死亡。
參與了本案旁聽的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凱告訴記者，本案中，梁某瀅的行為難以構成正當防衛。從案件起因來看，梁某瀅在本案中是重大過錯方，隨意敲擊他人房門以及在他人家門口吐口水等滋擾行為均構成對他人住宅安寧權的侵犯。
另外，由于本案發生在被害人的家門口，在被害人和梁某瀅發生肢體沖突后，即便是被害人王某雅先拿起擺件擊打梁某瀅也不會構成對梁某瀅的不法侵害。因為被害人王某雅的行為具有防衛性質，也符合一般人在類似情境下的可能反應。所以，從案發經過來看，梁某瀅自始至終沒有面臨不法侵害，其行為當然不能構成正當防衛。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聯系電話028-86968276】
別拿“精神病”當“免罪金牌”。法不容情，犯罪就得為自己的行為擔責。
患病不是脫罪擋箭牌，法律既講人道主義也守公平底線，死緩判決是罪刑相當的體現。
如何構建一個既能保護無辜者，又能公正對待病患者的法治社會？這才是“成都女子家門口遇害案”留給時代的真正命題。
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既然有爭議，就深入查清楚，合理使用法律條規，公平判處每一個案件。
相信司法公正，希望阿姨早日走出傷痛。
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