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茂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豐富完善區域協調發展的理念、戰略和政策體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呈現新氣象。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擘畫了未來五年我國發展的宏偉藍圖，明確提出“區域協調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并對促進區域聯動發展作出戰略部署。這體現了黨中央對區域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推動區域聯動發展，既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路徑，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塑造發展新優勢的戰略選擇。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大力促進區域聯動發展，不斷釋放聚合效應，開創區域協調發展新局面。
聯動發展關乎全局決定長遠
所謂“聯動”，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連接，更是要素、產業、制度等多維度的深度融合與協同演進。區域聯動發展關乎區域經濟布局的優化，關乎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推進，關乎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需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進行戰略謀劃。
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抓手。我國幅員遼闊，區域之間在基礎設施、產業基礎、公共服務等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人均GDP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還比較明顯。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僅制約內需潛力釋放，而且影響社會公平正義。強化區域聯動發展，有助于推動資本、技術、人才、數據等生產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打破孤島效應，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必須打通斷點堵點卡點，暢通經濟循環。當前，區域間市場分割、物流成本高等問題依然存在，制約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充分發揮。2024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為14.1%，仍高于發達國家水平。促進區域聯動發展，推動跨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產業鏈供應鏈高效協作，可有效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戰略舉措。在經濟全球化深度調整、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的背景下，大國競爭日益表現為區域之間的綜合較量。我國要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更有利位置，就必須打造若干具有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區域增長極。目前，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已成為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正加快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建議》提出，“推動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發展，培育發展若干區域性中心城市，更好發揮跨區域聯結型地區支撐帶動作用”。這有利于通過中心輻射、以點帶面，打通區域經濟發展“經絡”，強化區域協同聯動，增強我國經濟韌性和戰略縱深。
現實矛盾和挑戰仍待破解
近年來，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深入實施，區域聯動機制不斷健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顯著提升。但還要看到，制約區域聯動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和制度性障礙仍未根本消除，亟須在更高層次上統籌協調。
從發展成效看，區域聯動的基礎條件顯著改善。我國高鐵營業里程突破4.8萬公里，覆蓋97%的50萬人口以上城市；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主骨架建成率超90%，覆蓋超80%的縣，服務90%左右的經濟和人口。數字基礎設施方面，截至10月末，全國5G基站總數達475.8萬個，算力總規模位居全球第二。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區域重大戰略深入實施，區域間產業協作日益緊密。川渝兩地共建電子信息、裝備制造、先進材料、特色消費品等四大萬億級產業集群，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入選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我國區域聯動發展已從理念走向實踐，從局部探索邁向系統推進。
區域聯動發展涉及多方調整，還有一些現實矛盾和挑戰亟待破解。一方面，行政區劃壁壘制約聯動發展。當前，地方保護主義、市場分割、標準不一等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部分跨區域合作停留在框架協議層面，缺乏實質性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機制。有的城市群內城市之間雖簽署多項合作協議，但在重大項目布局、標準執行、人才認定等方面仍存在“各吹各號、各唱各調”現象。一些企業反映在跨省經營中面臨資質互認難、政策兌現慢等問題。這些不僅抬高了企業運營成本，也削弱了區域整體競爭力。另一方面，區域聯動發展的制度建設與政策供給仍顯滯后。現行土地、財政、生態補償等政策多以行政區為單元設計，難以滿足跨區域治理需求。流域經濟、飛地經濟等新模式雖有探索，但缺乏頂層設計和法治保障。例如，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雖在跨區域建設用地機動指標統籌使用、涉稅事項跨區域通辦等方面取得突破，但其經驗尚未在更大范圍內推廣。在實踐中，仍需加力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區域聯動從物理連接轉向化學融合，實現制度協同、政策協同、行動協同。
更加注重系統集成突出重點
《建議》為促進區域聯動發展提供了清晰路線圖，要強化頂層設計、完善協作機制、培育聯動載體，助力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
以大通道建設夯實聯動基礎，強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是支撐區域聯動發展的“骨骼”。《建議》明確提出，“推進跨區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設”。應聚焦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領域，堅持“硬聯通”與“軟聯通”并重，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網絡。在交通方面，加快推進沿江沿海沿邊、西部陸海新通道等戰略骨干通道建設，實現國家高速公路網主線貫通，打造城市群、都市圈1小時通勤圈。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推進算力互聯互通，實現跨區域算力資源部署和統一調度，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推動標準統一與管理協同，如統一高速公路收費標準、港口通關流程等，真正實現無縫銜接。
以城市群為重要載體，推動創新鏈產業鏈高效協作。城市群是區域聯動的主要形態。《建議》提出，“加強重點城市群協調聯動發展”。應聚焦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長江中游等城市群，建立跨區域產業鏈圖譜與區域創新地圖，引導各地差異化布局、協同發展。例如，在長江中游城市群，可依托武漢光電子、長沙工程機械、南昌航空制造等優勢，共建先進制造業集群，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可設立區域創新發展聯合基金，支持共建實驗室、中試基地，促進跨區域科技攻關，破解“卡脖子”難題。推動科技創新資源開放共享，建立跨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協作機制，激發“1+1>2”的聚合效應。
深化跨行政區合作，健全利益共享責任共擔機制。各地應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著力推動協同發展。創新毗鄰合作、園區共建、飛地經濟等新模式，推廣深汕特別合作區、蘇宿工業園區等成功經驗，探索建立GDP分計、稅收分成、能耗指標置換等制度。拓展流域經濟等模式，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監管，促進流域內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明確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的權責邊界，為跨區域合作提供法治保障。
促進區域聯動發展，既是空間重構的過程，更是制度重塑、動能再造的系統工程。這要求打破“行政區經濟”束縛，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形成全國“一盤棋”。唯有堅持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硬件聯通和機制協同相融合、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相統一，方能增強區域發展協調性，促進區域聯動發展，優化國土空間發展格局，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勁動力和堅實支撐。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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