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遵投轄”這個不算常用的成語，記載的是漢代官員陳遵為留賓客暢飲，將客人車轄投入井中的典故。后世詩人時常化用這個典故，如杜甫的“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更鮮有人知的是，在投轄留客之后，陳遵的仕途還因一次宴飲一度停滯。
王莽時期，陳遵官至河南太守，他與身為荊州牧的弟弟陳級一起路過長安富豪左家，不久就被司直陳崇彈劾，稱陳遵在寡婦左阿君那里醉酒夜宿，“湛酒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污印韨，惡不可忍聞”。在陳崇的力主罷免下，陳遵被罷免了官職，直到很久以后，才“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
陳遵因“醉宿寡婦處”而黯然去職，這正是古代官僚政治體制中免官制度的一個碎片。
文 | 廉政瞭望全媒體記者 鄧苗苗
唐代律法中有“妻無七出”條，如果沒有“七出”“義絕”這樣的法定理由，丈夫要與妻子離婚，就要受到懲處。
不守立身之德
陳遵身處的漢代，是古代官僚管理制度逐漸成形完善的時代，官員選拔、任用、考核、晉升、黜免都有了一整套運作體制，對官員的管理，并不局限于官場上的表現，而是將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了考察之中，稍有不慎就會招致罷免。陳遵的豪放不羈，在私人場合也許是魅力，比如他被罷官后，“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反而聲名更旺，但在官員身份下，這便成了需要被制度規訓的“失德”行為。
比“失德”更嚴重的則是違法犯罪。《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
唐代律法中有“妻無七出”條，如果沒有“七出”“義絕”這樣的法定理由，丈夫要與妻子離婚，就要受到懲處。這是針對當時所有婚姻關系的，最高有“徒一年半”或“杖一百”的量刑。有官員就在這上面栽了跟頭。戶部尚書李元素在任郎官時，原配妻子去世，續娶出身瑯琊的王氏為妻，但后來李元素寵幸仆妾，又被人慫恿，要與王氏離婚，王氏妻族便上訴。
唐憲宗《停戶部尚書李元素官詔》中提到，李元素的行為“豈惟王氏受辱，實亦朝情盡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最終，李元素不僅被免官，還被罰向王氏賠償五千貫錢。
李元素所違之法還屬民事范疇，如果作奸犯科，觸犯刑事，官員同樣會面臨免官的處罰。北魏時，大臣裴瑜就因“虐暴殺人免官”，汝南王元悅也“坐殺人免官”。而在律法相對完善的唐代，“免官”在《唐律疏議·名例律》中單列了一條，規定“諸犯奸、盜、略人及受財而不枉法（并謂斷徒以上）；若犯流、徒，獄成逃走；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作樂及婚娶者：免官。謂二官并免。爵及降所不至者，聽留”。
《新唐書》記載，監軍王定遠擅殺不服從他的軍將彭令茵，并將尸體“埋馬矢中”，彭令茵的家人請求歸還尸體，王定遠也拒絕。這種惡劣的行徑引起了河東全軍上下的憤怒，長期受制于王定遠的河東節度留后李說便將此事告發給唐德宗，“德宗以奉天扈從功，恕死免官”。本來按照律法，王定遠的行為足以被處死刑，但“監軍有印自定遠始”，重用宦官監軍的唐德宗還是留了王定遠一命，僅以免官處置。后來，不甘心的王定遠刺殺李說失敗，又矯詔敗露，“召麾下皆不至”，最后戲劇性地從城樓上墜亡。
不過在不同時期，免官一詞的含義也有變化，類似的還有“免所居官”。有時免官指的職事與勛官同免，有時則不然。比如有學者指出，“六朝的免官不過免所居職官而已，兼領之官不在免例；而且職事官被罷免之后，文武加官照舊保留：‘有罪應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職官。’”像《唐律疏議》“免官”條中，就特意提到了“二官并免”。
相對來說，“除名”的含義更明確一些，也是更嚴苛的處理方式，大多指的官員因罪被徹底清除出官員的行列，成為庶民，類似的說法還有“除名勒停”“除籍”“削籍”“免為庶人”“革職為民”等。這樣的處置往往涉及更嚴重的違法犯罪。《唐律疏議·名例律》“除名”條規定：“諸犯十惡、故殺人、反逆緣坐，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未盡人臣之責
無論是私德缺失還是殺人誹謗這類的違法犯罪，側重點更在于公職之外。對于官員來說，在履職過程中，因失職或瀆職被免官，也相當普遍。失職或瀆職雖然主客觀因素和影響程度不一，但都可被歸為“未盡人臣之責”。
早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廢免不稱職官員的說法。《管子·明法解》指出，“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群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勝任者為官，失職者離開官員隊伍，這是維持國家治理的要求。對于古代官場來說，官員失職行為遍及行政、軍事與司法等多個層面，免官是一種能靈活運用的處罰，哪怕沒有條例明確規定哪種失職、瀆職行為應當免官。
唐總章元年（668年），曾任雍州司功參軍的崔擢犯事了，為了爭取寬大處理，他向朝廷舉報了一條線索，說司刑太常伯（刑部尚書）李乾祐曾推薦自己當尚書郎，雖然沒成功但李乾祐私下告訴了自己，如今他要檢舉李乾祐“泄禁中語”。所謂“中語”，指的是宮中例不外傳的言語、機密，尤其包括皇帝的話。作為朝中重臣，李乾祐私下向他人泄露官員晉升的人事機密是大忌。很快，“強直有器干”的李乾祐得到了免官的處分。
而在關系國家安危的軍事領域，懲罰也十分嚴厲。唐高宗顯慶年間，左衛大將軍程知節（程咬金）征討西突厥，因“逗留失軍期，追賊不及”被免官。值得一提的是，程知節是唐朝開國功臣，他不僅追隨李世民平定各方割據，還在玄武門之變中有擁立之功，因此在免官的處分前，還多加了“減死”二字。不過很快程知節又獲起用，被唐高宗授予岐州刺史。武則天時期的韋待價就沒這么好運了，永昌元年（689年），身為右相的韋待價奉命討伐吐蕃，卻“遲留不進”又“會天大雪”，最后“士卒多饑饉而死”。回朝后，韋待價被除名，配流繡州，很快去世。
失職之責同樣貫穿于日常的地方治理中。《新唐書》記載，唐玄宗開元年間，有人稱吏部所選縣令多不合格，唐玄宗便將這些新選出的兩百多名縣令全部召來，親自策問，“不能對者悉免官”，還沒正式上任就被攔在了門檻之外。還有明代廬州府的地方官員，萬歷三年（1575年），因廬州府發生六名賊犯越獄的事件，作為主管官員，程杲被“革職為民”，白希珩亦受懲處，詮釋了“不勝其任者廢免”。
除了玩忽職守、濫用職權，也有因貪污腐敗被免官或除名的。在古代特殊的官場環境中，貪污腐敗的處理后果有大有小，往往視統治者的需要“靈活調整”。同樣是貪腐，有的官員身死家破，有的官員卻仍能青云直上，當然也有官員被貶官、免官甚至除名。
唐高宗顯慶年間，左衛大將軍程知節（程咬金）征討西突厥，因“逗留失軍期，追賊不及”被免官。
北魏時期，孝文帝元宏即位后，安排幽州中正陽尼出任幽州平北府長史，兼任漁陽太守，沒想到還沒上任，陽尼就因任中正時受鄉人財貨而遭免官。后來，每每想起，陽尼都黯然神傷，感嘆道：“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
唐代元和年間，唐憲宗先后平定河北藩鎮叛亂，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力，史稱“元和中興”。這一時期，朝廷對地方官員監守自盜、貪贓枉法的處罰也相對嚴格。元和十二年（817年），鄭州刺史崔祝因“擅出州倉粟麥，貴貨之，以利入己”被除名，后又“錮身配流康州”。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有時在宣布對官員的除名處分外，還會在后面增加“永不收敘”“永不敘用”等表述，比如《大明律·刑律》規定，“犯贓官吏，官除名，吏罷役，永不敘用”。
但在古代的政治環境下，實際上這些官員還是有相當多的機會起復的，這主要取決于政治因素和統治者的意愿。清人陸心源撰寫的傳記合集《元祐黨人傳》中記載，梁安國在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因“上書謗訕”，“勒停，永不收敘”，然而僅僅兩年后，他就“敘復宣義郎”。
難逃時勢之局
西漢中后期，有一種獨特的免官現象，就是“以災異策免三公”。在“天人合一”思想影響下，漢代一些人認為，災異是上天意志的體現，災異發生代表著上天對君主的不滿。所謂三公因災異被免官，指的就是每當災異發生，皇帝便甩鍋給三公，通過三公免官甚至自裁來替自己承擔上天的怒火。
比如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霜夏寒，日清亡光”，漢元帝下詔問責，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被迫上書乞骸骨，漢元帝“乃賜金車馬，罷就第”。
表面上是三公主動請辭，實際與皇帝罷免無異，而這，已經算是不錯的結局了。
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熒惑守心”，有人提出“大臣宜當之”，漢成帝隨即召見丞相翟方進。不料，翟方進似乎并未領會漢成帝的意思，“還歸”。沒有等到翟方進自請罷免或自殺，漢成帝又賜冊，將自己登基十年來災害頻發、百姓饑餓、盜賊肆虐、官員懷奸朋黨的過錯全推到翟方進身上，還說“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反復讓翟方進反思，就差明示他自裁以謝天下了。在漢成帝的咄咄逼人下，翟方進別無選擇，以自殺了結。
這樣的免官，顯然不是因為官員本身不稱職或違法犯罪，從各種角度來說都太冤了。東漢時期就有官員寫《上疏諫因災異免三公》，反對這種現象。
實際上，在古代官場中，有大量的免官、除名、革職都發生在政治斗爭之下，官職的去留并不完全取決于官員自身的德行與能力，官員個人命運往往難逃時勢大局的傾軋。比如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朝散郎宋昭上書諫北伐，引起當政的王黼不快，隨即被除名勒停。
在宋代，黨爭頻繁，免官、除名也成為政敵之間互相傾軋的工具。慶歷四年（1044年），進奏院官員蘇舜欽與同僚用“鬻故紙公錢”（賣廢紙的錢）飲宴，結果被太子中書舍人李定告發給御史中丞王拱辰。王拱辰立即上奏彈劾，稱蘇舜欽等人“監主自盜”，用變賣公家財物的錢吃喝，并在宴會上作詩冒犯圣上。此事越鬧越大，最終，蘇舜欽、劉巽被除名勒停，王益柔被降職，其余人也被降職或貶謫。
進奏院事件之所以爭議不斷，就在于其后有黨爭的影子。事件發生時，正值慶歷新政，蘇舜欽與“革新派”關系密切，而王拱辰則是反對慶歷新政者。相傳，蘇舜欽等人被處分后，王拱辰喜形于色，說“吾一舉網盡之矣！”可見蘇舜欽的行為雖算不上無辜，但無疑被放大了，更令人唏噓的是，蘇舜欽的政治生命就此終結，沒有等來“敘用”。以蘇舜欽的政治履歷、社會名望、人脈關系，這樣的情況實屬罕見。
當穩固政權需要替罪羊時，三公可因天災而引咎；當黨爭需要清除異己時，名士亦可因小事而萬劫不復。本該服務于澄清吏治的“退出機制”，在絕對的政治權力與不斷變幻的時勢面前，最終淪為權力博弈的工具，這是積重難返的古代官場難以避免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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