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觀新聞記者 余如波 文/視頻
岳永逸，四川劍閣人，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兼任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主要研究領域為民間文藝學、民俗學與文化人類學。出版有《文化轉場：非遺散論》《終始：社會學的民俗學（1926-1950）》《以無形入有間：民俗學跨界行腳》《行好：鄉土的邏輯與廟會》《老北京雜吧地：天橋的記憶與詮釋》《憂郁的民俗學》《本末：藝人的身份、性情與社會》等。
岳永逸時常面帶笑意，個頭不高，長得卻很敦實。手臂繃緊時，偶爾能看出肌肉線條。
這位53歲的民俗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工作之余熱愛運動。有次在北京，零下十幾度出門跑步，后腦勺出汗又凝固，頭發結了一層冰。
做起學問來，岳永逸也不惜力，幾乎每年都有新作推出。3月30日晚，第十七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在蘇州揭曉，他的著作《終始：社會學的民俗學（1926-1950）》獲得優秀民間文藝學術著作獎。這已是他第三次摘得這一榮譽。
《終始：社會學的民俗學（1926-1950）》封面
4月18日、19日，華西民俗學論壇（2026）在四川師范大學舉行，岳永逸出席并作主旨發言，其間接受了川觀新聞記者專訪。“我不想做無意義的事情，任何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如果沒有自己的獨特之處，我不會把它拋出來。”
把研究視角聚焦蕓蕓眾生，尊重、敬重每一個人
“在極大的意義上，這是一本無趣的書。”在《終始》一書“自序”的開頭，岳永逸寫下的這句“溫馨提示”令人忍俊不禁。的確，與一般讀者想象的民俗讀物不同，《終始》關注的對象并非鮮活生動的民俗現象，而是中國民俗學史。
岳永逸說，多年來，中國民俗學界一直圍繞“中國學者對中國民俗的中文寫作”開展研究，尤其是對中國民俗學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鐘敬文先生。
“但是我們都知道，一片森林有參天大樹，也有灌木和小草，這才是一種正常的狀態。”他說，跟鐘先生同時代的一些學者，我們有必要去“發現”他們。
岳永逸在《終始》中主要梳理的，就是民國時期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尤其是相關專業學生的民俗學研究，希望以此來豐富中國民俗學演進的傳統。“它是一個‘復數’的概念，不是一個‘英雄’就完全能夠撐起的，其實還有很多人的陪護和幫襯。”
岳永逸的著述不僅高產，而且高質。算上《終始》，他已經獲得過三屆山花獎，實現了這一獎項的“帽子戲法”：2009年，獨著《空間、自我與社會：天橋街頭藝人的生成與系譜》和參與主編的《中國民俗文化志·北京·門頭溝區卷》雙雙榮獲“第九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民間文藝學術著作獎”；兩年后，《靈驗·磕頭·傳說：民眾信仰的陰面與陽面》榮獲“第十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民間文藝學術著作獎”。
《空間、自我與社會》主角是岳永逸一直關注的北京天橋藝人，他們是傳統社會中的“賤役”，長期處于主流視野之外；《靈驗·磕頭·傳說》則來自河北民間廟會研究，他的目光同樣聚焦于那些名不見經傳，被認為愚昧、迷信的底層人民。
從某種意義上講，《終始》延續了這一視野。“這三本書分別寫了藝人、善人、學人，如果說有共通之處的話，他們跟蕓蕓眾生一樣，都是卑微的一群。”這或許是岳永逸1998年進入民俗學行當以來最深的感悟：尊重、敬重每一個人。
作為一種“生活文化”，民俗始終處于演進過程中
“山花獎”涵蓋四大類別，除了岳永逸收獲的“優秀民間文藝學術著作”，還有“優秀民間藝術表演作品”“優秀民間文學作品”和“優秀民間工藝美術作品”，后三者代表了民間文藝創作實踐。
“民間文藝是一個非常廣的概念，包含了很多門類。”岳永逸說，在實踐面前、在生活面前，民間文藝的理論和學術往往是蒼白的。
“歸納也好，總結也好，通常是滯后的。除非特別優秀的思想者，他們的思考可能走在前面，具有引領性。”不過岳永逸也表示，學術研究和文藝實踐二者看似兩條“平行線”，其實也可能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形成一種相互支撐的勢頭。
例如，本屆山花獎另一部獲獎著作，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衛才華的《太行山說書人的生活史與禮俗社會互動研究》，聚焦于太行山區的盲藝人。
“給他們樹碑立傳，對藝人本身是一種尊重，也是一種稱頌。”岳永逸說，在這個層面上，學術著作對他們的關注，可以賦予不同民間文藝行當特殊意義，給予民間藝人自信和地位。
民俗學研究對現實生活的關注，不僅體現于此。
在不少人看來，民俗似乎與現代都市生活距離遙遠，然而在此次華西民俗學論壇發言中，岳永逸展示的不少案例卻令人眼前一亮，例如一些學生在考試時穿著耐克服飾，因為其商標帶有“正確”的含義。
“在大眾包括一些文化工作者的觀念里面，一說到民俗，潛意識就覺得是遙遠的、過去的、鄉野的、守舊的甚至落后的。”岳永逸說，對于大多數民俗學者而言，民俗就是一種中性的“生活文化”，是一群人共享的知識、文化和技術。
岳永逸舉了一個例子。如今，汽車已經成為重要的代步工具，為了祈求出行平安，不少人會在駕駛室掛上寓意平安的掛飾，或者在后視鏡系一條紅繩。
“心理是一樣的，只是表現形式不一樣。”在他看來，民俗始終是處于演進過程當中的，沒有一成不變的民俗——它是現代的，又承載著過去，可能也在某種意義上預示著將來會怎么樣。
民俗學沒有門檻，可以從觀察自己、書寫自己進入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岳永逸先后求學、工作于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無論是針對民間藝人、民間信仰的經驗研究，還是近年來對中國民俗學史的重新梳理，都主要在北方地區展開。
談到民俗學史，岳永逸說，四川同樣擁有深厚的民俗學傳統。尤其是抗戰時期，四川作為大后方吸納了大批學者，例如李安宅、于式玉夫婦不光在成都做研究，還積極響應當時的華西邊疆研究風潮，到汶川、理縣、松潘、黑水等地調查。
作為著名作家、實業家和報人，李劼人則在1943年創辦了《風土什志》期刊，以研究各地人文地理、風土人情為宗旨，涵蓋神話傳說、民歌民謠、游記紀實等內容。該刊原為月刊，后轉為不定期出版，至1949年10月共出三卷14期。
其實，在20多年前研究北京天橋藝人時，岳永逸也曾對成都青羊宮和文殊院“動心”。在20世紀上半葉，它們和天橋都屬于三教九流聚集之地，可惜后來因缺少資料而作罷。
如今，逢年過節，岳永逸都會回老家看看。除了標志性的劍門關，劍閣的翠云廊、三國故事、豆腐等同樣遠近聞名，“每一次小孩跟我回家，一路上我都會跟他講。”
盡管沒有對四川進行系統性研究，在2014年出版的文集《憂郁的民俗學》中，卻收錄了岳永逸一些個人色彩濃厚的隨筆、小品，以較為活潑生動的語言，講述諸如老家的人情往來、如何耕田犁地等話題。
“民俗就是我們的‘生活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四川跟別的地方一樣，研究資源是無處不在的。”此次來蓉，岳永逸對成都的市井煙火氣印象深刻，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人與人面對面的交流。在西南民族大學做講座時，他提醒年輕學子們多觀察、多記述自己生活的城市。
“在別的場合我也講到，其實民俗學沒有門檻，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民俗學家。我們觀察自己、記述自己、書寫自己，再過三五十年，我們的后人就可以看到那時候的成都、那時候的生活，那時候的人，這很有意思。”岳永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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