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護生
近年來，以大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迎來新的發展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滲透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貼近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深刻重構著人類社會生產力和文明形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將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產生深遠影響。當前，全球主要國家都在搶抓人工智能發展機遇。近日，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明確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總體要求、發展目標和重點方向，為進一步推動人工智能與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廣泛深度融合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們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把握好創新與開放、發展與安全、政府與市場、應用與治理的辯證關系，立足產業發展需求，順應治理變革趨勢，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工智能發展之路。
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的辯證統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這一重要論斷為處理好人工智能技術自主與全球化協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主創新是人工智能發展的“根”，沒有核心技術的自主化，開放合作就可能淪為“依附式發展”，在關鍵領域受制于人。2018年以來，面對美國對人工智能和芯片等高技術產業的嚴密封鎖和瘋狂打壓，我國始終堅持自主創新，在芯片結構、核心算法等底層技術領域實現突破，初步構建了自主化的產業生態。例如，深度求索公司通過自主優化算法架構，用遠低于國際同類產品的成本，達到了相近的性能水平。再如，我國企業在激光雷達、高精度地圖等關鍵環節的自主創新，讓我國躋身自動駕駛領域領先國家。這些技術的突破離不開我國良好的自主創新條件。國內超大規模市場是人工智能技術落地與迭代的“試驗場”，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數字經濟市場，為人工智能應用提供了豐富場景；國內完整的產業鏈體系，為人工智能技術的自主發展提供了有效支撐。
自主創新并非“閉門造車”，堅持開放合作才能緊跟科技發展方向，避免裹足不前或淪為“技術孤島”。在基礎研究領域，全球開源社區貢獻的TensorFlow、PyTorch等深度學習框架，為我國人工智能創新提供了底層支撐，我國也依靠大模型的開源生態，打破了美國科技巨頭的封閉系統壟斷，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提供了中國解決方案。在高端人才方面，全球頂尖人工智能研究者分布具有分散性，需要通過國際交流集聚智慧。人工智能治理是全球性的挑戰，需要各國攜手共進。在大國科技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國際人工智能治理呈現多極化競爭與碎片化合作并存、技術標準爭奪與倫理價值博弈交織的復雜態勢。美國利用技術霸權塑造全球人工智能領導力，歐盟以立法監管為導向鞏固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領導地位，我國則堅持以開放合作的姿態，主張通過“技術共享、能力共建”縮小數字鴻溝，并通過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等國際平臺提出人工智能治理方略，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有益參考。
實踐表明，自主創新是開放合作的根基，開放合作是自主創新的助力，唯有將二者有機結合，才能讓人工智能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釋放最大價值。我國人工智能發展，必須堅持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的辯證統一，通過國內市場的“厚度”支撐技術創新的“深度”，通過國際合作的“廣度”拓展技術價值的“高度”，確保人工智能既服務于國內高質量發展，又助力我國在全球競爭中占據主動，努力形成“以我為主、開放共贏”的新格局。
發展與安全的動態平衡。很多技術都是“雙刃劍”，一項新技術的突破，在帶來生產力躍升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潛在風險。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發展人工智能必須遵循技術演進規律，守牢國家安全底線。
近年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改變了多個行業的生產模式，同時也帶來不少問題和風險。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內容創作領域的爆發式創新，可能引發深度偽造、信息操縱等安全威脅。在意識形態方面，大模型在數據投喂、算法訓練等環節易受到操縱，出現污染投毒和算法偏見等問題；在教育科研方面，各種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質量良莠不齊，人工智能輔助完成的課業和學術研究減少了批判甄別和分析研究過程，會產出更多虛假信息和學術垃圾；在生產經營方面，人工智能的深度應用易出現數據合規風險、版權侵權、商業秘密泄露等問題。
因此，人工智能發展必須做好安全可控與創新發展的動態平衡，把握好技術進步速度與社會風險承受能力的關系，既不能因恐懼風險而一味“踩剎車”，錯失人工智能對生產力革命性提升的機遇，也不能因追求創新而只顧“踩油門”，讓社會陷入“技術失控”的困境。唯有以安全可控為錨點，以創新發展為引擎，才能在保障國家安全、產業競爭力和社會福祉的同時，推動人類文明向更高階形態躍遷。
政府引導與市場驅動的協同發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與市場的有效協同，既是現代化經濟體系高效運轉的核心機制，也是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發展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
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對互聯網的前身“阿帕網”、“自動駕駛”等顛覆性技術的早期資助，我國“科技創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項目對腦機接口、類腦計算等基礎研究的支持，均體現了政府在“市場不愿做、不敢做”領域的補位作用。當技術進入應用轉化和商業化階段，市場則能通過企業競爭和用戶反饋快速迭代，實現產業的發展、商業價值的實現和生產力的提升。例如，OpenAI的ChatGPT大模型從基礎研究到商業化，既受益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早期資助，又依賴微軟的市場化投入與場景落地，有利于形成“基礎研究—應用轉化—商業變現”的閉環。
同時，人工智能產業發展需要算力基礎設施、數據要素資源、標準體系、跨行業協同等支持，單靠市場自由發展易陷入無序競爭。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協調者”的作用，通過合理引導產業發展，解決無序發展和不正當競爭等問題，實現國家層面的綜合效益最大化。例如，我國通過部署“東數西算”工程，鼓勵和引導企業在西部建設算力中心，既解決了東部算力緊張問題，又帶動了西部數字經濟發展，實現效率與公平的雙贏。
在人工智能時代，技術創新的復雜性、產業升級的系統性、全球競爭的激烈性，更凸顯了這種協同的不可替代性。我國更要發揮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市場的協同作用，讓“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各展其長，實現人工智能的安全有序高效發展。
產業應用與社會治理的價值融合。人工智能產業化的快速推進與廣泛賦能千行百業，在展現巨大變革潛力的同時，也帶來多重社會挑戰，社會治理日益成為多方關注的焦點問題。推動人工智能社會治理與產業應用的價值融合，是確保技術發展既服務于經濟增長，又保障社會公平的關鍵路徑。
隨著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類決策及生產生活，算法偏見、數據濫用、就業替代等問題也日益凸顯。例如，有些互聯網平臺企業利用其主導地位，對用戶精準“畫像”的同時，通過“殺熟”、“信息繭房”等方式侵犯消費者正當權益。又如，人工智能在創造新就業崗位的同時也會取代許多傳統崗位。202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全球約40%的就業崗位將受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目前，大量電話銷售、客服等崗位已經被人工智能替代。一些自動駕駛平臺曾引發網約車、出租車司機就業焦慮與公眾對行駛安全的擔憂，帶來輿論和社會風險。
人工智能的本質是“增強人類能力的工具”，若只追求效率最大化而不加約束，會導致技術發展背離“服務人類”的初衷，甚至引發社會沖突。因此，必須確保人工智能產業應用建立在合理的社會治理規范之上，推動人工智能在效率與公平、創新與安全、商業與民生之間找到動態平衡點，讓人工智能更好造福社會。
作者：中國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聯系電話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