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陽
作為戰后國際秩序的主導者，美歐領導人在2026年2月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達成了重要的共識：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已不復存在”。歐美領導人認為原有的國際秩序業已崩塌，新秩序尚未形成。這就是我們認識國際經濟格局與秩序的前提。
經濟全球化步入周期性調整期
經濟全球化是過去八十年來以多邊主義為核心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術界對其現狀和趨勢的判斷還存在很大的分歧，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對經濟全球化的界定。
經濟全球化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表現為商品、服務、生產要素的跨境流動，屬于生產力屬性；另一方面表現為影響上述流動的規則與秩序，屬于生產關系屬性。前者源于技術進步和國際分工，后者則是國家間相互博弈的結果。如果認為只有第一種屬性，那么只要有技術進步進而推動國際分工，經濟全球化就不會調整或停滯。但如果考慮到經濟全球化還具有生產關系屬性，理論上它就存在調整或停滯的可能。目前，經濟全球化的問題恰恰出在后者。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演變表明，自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產生以來，它就呈現出周期性特征。最近的一次繁榮期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柏林墻倒塌，戰后形成的“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終于演變為統一的世界市場，經濟全球化步入上升周期，直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這一時期在西方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時期。
經濟全球化步入周期性調整的突出標志有三個：在國家層面，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機制已名存實亡，其三大職能已全部停擺，即多邊談判的平臺、監督成員方貿易行為及爭端解決的機構。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認為，2025年8月特朗普與馮德萊恩在蘇格蘭特恩貝里莊園達成的貿易協定可以稱為“特恩貝里體系”（Turnberry System），并認為其取代了戰后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國際貿易體系。更重要的是大國放棄了多邊主義的核心——最惠國待遇原則。在特朗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之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全球貿易投資壁壘增加。
與此相對應，未來國際經濟格局至少將呈現出下述特征：一是國際貿易和投資增速放慢，全球最終消費不足將成為新常態。這主要受制于價值鏈縮短、制造業回歸與美國尋求貿易收支平衡等。二是區域主義取代多邊主義，國際經濟集團化趨勢上升。這種集團化趨勢既有可能表現為地理上的集團化，也有可能表現為合作領域的集團化。三是國際金融領域的“去美元化”加強。美國奉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美國優先”，美元的世界貨幣定位下降不可逆轉，但究竟是數字貨幣、穩定幣、黃金還是民族國家的貨幣來填補美元留下的空缺尚不確定。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成為大國競爭的主戰場，但短期內能否成為全球經濟的驅動力尚不確定
以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全方位地改變經濟運行的方式、人類日常的生活與思維方式，甚至包括戰爭的形態。
第一，圍繞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競爭將成為大國競爭的主戰場。這一點在中美關系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特朗普回歸之后，中美之間競爭的核心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芯片、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關鍵技術的控制權或“制高點之爭”。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簽署行政命令，強調有必要“維持并增強美國在全球人工智能（AI）領域的主導地位”。2025年2月，在巴黎舉行的AI行動峰會上，美國副總統萬斯提出，政府承諾要確保“美國AI技術繼續成為全球的標桿”。圍繞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競爭，大國之間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以遏制和反遏制為主體爭奪創新的制高點，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同盟體系目前無疑處于優勢地位。二是新技術應用的速度，即能否把人工智能技術盡快融入本國的經濟體系之中。中國在這方面至少不落后于美日歐等發達國家。三是爭奪技術標準。這是技術創新制高點競爭的結果，因而也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每一位競爭者都力圖掌控人工智能所必需的數據、芯片、數據中心，并力圖在全球AI規范與標準制定中占據主導地位。四是在新興市場上所占據的份額，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競爭的可持續性。
第二，新一輪科技革命對經濟運行方式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但未來五年對經濟增長的拉
動作用還難以顯現。目前全球范圍內對人工智能的投資呈現出井噴式增長，但它的應用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尚不確定。樂觀主義者，如高盛、普華永道等金融機構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而悲觀主義者，如美國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團隊通過深入分析和嚴謹計算作出預測：未來10年，人工智能技術最多只能讓美國整體生產效率提升0.55%—0.71%。盡管市場存在巨大分歧，但可以確定的是，短期內人工智能的應用還難以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第三，新一輪科技革命有可能拉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人工智能的應用不僅會拉大不同群體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會拉大國家之間的差距。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在《2025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預測，由于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連接和數字能力有限，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驅動的新一輪數字化浪潮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有可能會拉大。數字跨國企業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2025年在全球100強中有56家總部設在美國，另有15家設在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過總部設在中國的企業從2017年的2家增加到2025年的11家。除了對技術研發的投入能力差異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賴以生存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會被嚴重削弱。新一輪科技革命對勞動力的替代程度要遠高于以往的歷次科技革命。
在全球經濟呈現低速增長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呈現出階梯式的下降。2025年6月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顯示，本世紀第二個十年（2010—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創下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最低；預計第三個十年（2020—2029年）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下降。其中，發展中國家（不包括中國）經濟增速放慢的趨勢更為明顯，從第一個十年的5.9%下降到第二個十年的5.1%，預計第三個十年會降到3.7%，以至于世界銀行把發展中國家這種現狀稱之為“無發展區”。到2027年，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能基本上達到疫情前的預期水平，而發展中經濟體可能需要20年左右才能挽回2020年疫情的經濟損失。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階梯式下滑與同期全球貿易增速下滑的軌跡相吻合，同期的增長率分別為5.1%、4.6%和2.6%。鑒于特朗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和推動“制造業回歸”，全球貿易投資增速仍將會繼續下滑。
二戰后相當長時期內發展中國家整體經濟增長速度高于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這主要得益于貿易自由化與技術擴散。在全球保護主義盛行的背景下，自由貿易讓位于所謂的公平貿易或對等貿易，眾多發展中國家試圖復制新興經濟體出口導向模式實現經濟起飛的難度加大。人工智能技術革命將進一步加劇制造業的回歸、全球供應鏈的縮短與本地化。除了少數國家之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分享新技術革命成果的能力相對下降。世界銀行估算，未來10年這些國家將有12億年輕人步入勞動年齡。如何應對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是一項全新的挑戰。
目前美以對伊朗的戰爭已經造成全球能源價格飆升。如果戰爭不能達到特朗普政府的理想結果，全球能源價格上漲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能源價格上漲與通脹壓力將打破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降息預期。中期內發達國家不可能回到2008—2015年接近零利率的狀態，利率高于正常化的水平將會是一種常態。這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構成了新的制約。
國際經濟合作的安全化日趨明顯
國際經濟合作受地緣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去風險”不僅已成為發達國家，而且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發展中大國的一種戰略理念。在某種意義上，國際經濟合作的安全化與經濟全球化的調整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
在企業層面，國際經濟合作的安全化意味著效率優先讓位于韌性優先，供應鏈“縮短”正在成為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的一種趨勢。在民族國家層面，以經濟利益為代價獲取安全利益成為發達國家的一種戰略導向。在國際層面，發達國家尋求與所謂的“志同道合者”合作日趨明顯。在其背后既有外生因素的驅動，如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需求降低，企業通過延長供應鏈尋求不同國家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動力下降；同時也有內生因素的推動，發達國家以“泛安全化”作為緩解其國內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平等惡化）的口實。不久前，麥肯錫研究院在《麥肯錫2026年貿易報告》中使用地緣政治距離（Geopolitical Distance）分析了全球貿易的走向。研究結果發現，2017年以來盡管貿易量在增長，但貿易往來的地緣政治距離在縮短。換言之，國際貿易越來越多地在具有地緣政治關聯的伙伴之間流動。
對策建議
面對全球經濟秩序的轉型，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是中國既定的戰略選擇。
第一，為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周期性調整，以開放的區域主義推動多邊主義。維護多邊主義需要多數國家，尤其是大國之間認知和行動的協調統一。我們必須認識到，放棄多邊主義并非特朗普政府或共和黨的短期選擇。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如果區域主義是開放的，它就會成為多邊主義的“墊腳石”，反之它則會成為多邊主義的“絆腳石”。在經濟全球化步入周期性調整時期，奉行開放的區域主義應該是中國的現實選擇。
第二，為應對全球保護主義，以新發展格局為基礎構建可持續的對外貿易模式。全球保護主義興起與中國經濟自身體量提升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延續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新發展格局為貿易收支大致平衡的發展模式奠定了基礎。
第三，為應對供應鏈領域的“去中國化”，以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價值鏈。發達國家所謂的“去風險”實質是“去中國化”，這一戰略導向短期內不可能發生逆轉。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短鏈化”與“本地化”趨勢，新發展格局與“一帶一路”完全有可能構建起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價值鏈。
第四，為應對國際經濟體系的重塑，以制度型開放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規則制定中的影響力。在國際經濟秩序轉型與發達國家減少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背景下，通過制度型開放，中國對新秩序的構建及全球治理的改革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五，為應對國際經濟合作的安全化，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關系。與經濟全球化的周期性調整相對應，國際經濟合作的安全化也將呈現出周期性的上升。對中國而言，貫徹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保障這一理念至關重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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