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勁 王元地
近年來，“中等技術陷阱”成為一個熱點話題。所謂“中等技術陷阱”，是指一個國家在完成一定程度的工業化和技術積累后，技術與產業難以繼續向更高端躍升，長期停留在全球分工體系的中段位置，向上難以與技術強國正面競爭，向下又逐步失去成本優勢與人口紅利帶來的比較優勢。典型特征表現為：投入持續增加但突破不成體系，產業規模不斷擴大但關鍵環節受制于人，工程化能力越來越強但路徑升級時被迫重新追趕。
對我國而言，跨越“中等技術陷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技術強弱問題，而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背景下，能否在關鍵技術、關鍵接口、關鍵標準和關鍵生態的競爭中實現由追趕者向結構塑造者躍升的戰略性問題。如果不能完成躍遷，就可能反復陷入“中等技術陷阱”。反之，如果能夠完成躍遷，就有機會在未來產業與新技術體系的生成期形成更穩固、更可持續的戰略主動。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必須從對“能力差距”的慣性理解，轉向對“結構位置”的系統把握，并以此重構創新目標、路徑與治理工具。
“中等技術陷阱”的本質
在傳統分析框架中，“中等技術陷阱”常被歸因于創新能力不足，如研發投入強度不夠、原始創新不強、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產業附加值不高。因此，對策往往聚焦于加大投入、強化攻關、擴大規模、提升高端制造。這些當然必要，但若僅停留在能力層面，往往難以觸及陷阱的真正根源。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在工程化能力、制造能力、產業規模與供應鏈配套方面取得顯著進步，在不少領域形成全球領先的產能與效率。然而，一些關鍵環節仍面臨被“卡脖子”的風險。當技術路徑發生躍遷、產業范式發生轉換時，既有優勢可能迅速衰減，甚至出現重新追趕的被動局面。這說明，能力提升并不自動帶來結構位置提升。
更深層的癥結在于后發國家常常是在既有國際技術結構與產業結構中完成的能力擴張。短期看，學習、模仿與改進能夠迅速產業化并形成規模優勢。中期看，憑借組織化動員與工程化體系能夠把產品做得更好更快。但長期看，如果關鍵技術、關鍵接口、關鍵標準與關鍵生態仍由他人定義，當全球結構升級或規則重構發生時，原有擴散優勢會迅速失效，繼而陷入新一輪“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循環，從而把能力擴張重新拉回中段位置。
因此，“中等技術陷阱”不是簡單的技術水平不足，而是更典型的結構鎖定與位置固化。一方面，發展成果更多積累在可復制、可替代的環節。另一方面，決定產業演進方向與收益分配的關鍵節點，仍由他人控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等技術陷阱”的實質并非做不出來，而是做出來也難以占位；并非沒有能力，而是能力難以轉化為結構控制力。
科技創新結構觀的內涵與邏輯
真正跨越“中等技術陷阱”，需要引入一種能夠解釋能力提升卻未必帶來位置躍遷的分析框架，由此形成科技創新結構觀這一分析視角。它強調，創新的決定性價值并不止于單點技術突破，而在于這種突破能否嵌入系統關鍵路徑，在關鍵節點上形成不可繞行的控制力。進一步，還要通過規則、標準、接口與生態體系的制度化鎖定，把技術優勢固化為可持續的結構性力量。
這里所說的“結構”，并非一般意義上的主體關系結構，也不僅是產學研用之間的組織分工格局，而是直接決定競爭結果的結構性安排。它指向的是一個國家或產業在技術演進主通道中的位置安排，在關鍵節點上的控制程度，以及在規則生成機制中的嵌入深度。概言之，所謂結構，就是技術體系中決定路徑選擇與收益分配的關鍵位置及其制度化鎖定。
在任何技術體系中，都存在必須經過的主通道，也存在一旦缺失便會導致系統中斷或成本大幅上升的關鍵節點。誰能夠掌握這些路徑與節點，誰就擁有對體系演進方向的實質影響力。而當這種技術卡位進一步通過標準體系、接口規則、認證機制、專利組合、平臺生態等方式被制度化鎖定時，優勢便不再只是階段性的技術領先，而成為他人必須遵循的結構前提。這種由技術卡位與制度化鎖定共同構成的安排，才是結構意義上的競爭優勢。
因此，在結構觀視角下，高水平科技創新的目標發生了根本轉向。創新不再只是把技術做出來，而是要把技術嵌入關鍵位置，使之成為體系運行的必要條件。科技創新不再只是領先一代，而是要通過制度化鎖定把領先轉化為長期優勢。它也不再只是形成能力存量，而是要形成能夠影響路徑選擇、規則生成的結構控制力和外溢影響力。
由此，科技自立自強的內涵也將被重新界定。自立自強不僅意味著具備自主研發與制造能力，更意味著在關鍵結構位置上不受制于人，并能夠在標準制定、接口設計、認證體系與平臺規則等層面產生影響。原始創新的意義也因此更加具體，它不在于知識層面的新穎性，更在于能否開辟新的技術路徑，遷移不可繞行點，改變規則生成機制，從而推動結構本身的重構。
結構觀視角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路徑
如果“中等技術陷阱”的本質是結構鎖定，那么跨越陷阱的核心任務就是結構躍遷。結構躍遷不是單一工程，而是一套圍繞“節點——規則——門檻——窗口——樞紐”的系統性工作。這一路徑體現為從技術卡位到制度化鎖定，再到生態擴散的閉環。
一是攻占關鍵結構節點。關鍵節點可能不是最顯眼的技術，而是系統運行的不可繞行點。它可能是基礎軟件、核心器件、關鍵算法、制造工藝、材料體系，也可能是產業鏈的關鍵裝備與關鍵工序。其共同特征是，缺失將導致系統中斷或性能大幅下降，替代方案成本高、周期長。跨越陷阱要把資源配置從平均用力轉向節點聚焦，以結構關鍵點統領攻關清單與投資清單。
二是把技術優勢嵌入規則與生態。單純的技術領先往往比較脆弱，容易被復制或被繞開。結構力量來自制度化鎖定，如通過標準體系、接口規則、測試認證體系、專利組合、平臺規則、數據規則等，把技術優勢轉化為可執行、可擴散、可復用的規則體系，使其成為產業生態的公共基礎或必經通道。換言之，跨越陷阱不僅要突破技術，還要生成規則。同時，還要把規則落實為接口與認證等可執行機制，并通過生態伙伴共建實現擴散。
三是跨越產業演進中的結構門檻。很多突破并非線性積累，而是在生態、供應鏈、標準體系、應用場景等維度存在門檻效應。門檻未過，再多投入也難以規模化落地。門檻一旦跨越，產業格局可能迅速重排。結構門檻往往體現為，工程化驗證不足、關鍵配套缺失、標準與認證體系不健全、應用場景難以規模化、生態伙伴不愿共擔成本。跨越陷阱必須識別這些門檻，并用組織化手段協同突破，而不是單純擴大項目規模。
四是抓住未來產業的結構窗口期。未來產業最大的戰略價值在于結構尚未固化。關鍵路徑、關鍵接口與關鍵標準仍在生成之中。誰能更早把原創成果嵌入真實場景，形成可復用的工程體系與驗證體系，誰就更可能在標準與規則層面取得先手。對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協同而言，未來產業不是轉化更快的機會，而是占位更早的機會，把技術突破同步推進為標準、認證、接口與生態建設，才能把先發優勢固化為結構優勢。
五是構建具有結構生成能力的創新樞紐。區域創新布局不僅是資源集聚，更是結構性部署。國際科技競爭的核心不在單一城市或園區的突破，而在于能否形成若干具有全球鏈接能力與結構生成能力的創新樞紐。它們既是原始創新策源地，也是規則與生態生成地，同時還是產業結構升級牽引地。它們也將把區域比較優勢轉化為結構優勢，把區域分工上升為結構協同，進而有助于形成支撐國家整體躍遷的戰略支點網絡。
政策工具箱與治理轉型
結構躍遷不會自然發生，需要治理體系與政策工具與之匹配。若評價體系、資源配置體系、組織方式與激勵方式仍停留在能力導向，就難以驅動結構導向的科技創新。面向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政策工具箱至少應在五個方面發力。
一是建立結構導向的目標體系與任務體系。把結構性占位轉化為可執行的任務語言，如明確關鍵路徑清單、不可繞行點清單、關鍵接口清單、標準與認證體系清單、生態構建清單。重大任務設置要從技術清單升級為結構清單，以結構目標牽引科研組織與產業布局。進而，以結構清單統籌項目、資金、平臺、標準、場景等。
二是升級評價體系，引入結構性指標。論文、專利、經費、項目數量等仍重要，但必須增加結構性指標，如關鍵節點是否實現自主可控、關鍵接口是否形成不可替代性、標準體系是否具備外溢影響力、測試認證體系是否構成門檻與通道、產業鏈是否在關鍵環節實現升維、制度安排能否將優勢固化為長期規則。評價導向不變，結構導向就難落地。
三是用新型舉國體制跨越結構門檻。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關鍵不在大，而在門檻點。要圍繞門檻組織跨部門、跨主體、跨環節協同，讓攻關、驗證、標準、場景、應用、生態同步推進，形成可復制的結構能力。特別要完善“場景牽引——驗證迭代——標準認證——規模擴散”的閉環機制，使突破能夠從實驗室走向結構占位。
四是強化標準、認證與規則的前置布局。制度化鎖定能力往往決定長期競爭結果。政策應支持標準組織參與、標準必要專利與專利池布局、測試認證平臺建設、關鍵接口規范與生態治理規則設計等，把規則生成能力納入國家創新體系核心能力。未來產業尤其需要“標準先行、認證先行、接口先行”，避免在產品形成之后才發現其不符合主流標準體系、認證規則或接口規范，從而難以進入產業生態與市場體系。
五是推動企業主導的結構形成機制。企業主導不是削弱基礎研究，而是讓基礎研究對準結構關鍵點，并通過產業場景、工程化體系與生態建設迅速嵌入產業結構。政策應推動鏈主企業牽引聯合攻關，支持創新聯合體、新型研發機構、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平臺在結構目標下協同發力，形成從知識生產到結構生成的貫通機制。
“中等技術陷阱”并非不可跨越，但其跨越路徑不在于簡單增加投入或追求指標提升，而在于實現結構躍遷：在關鍵路徑上形成不可替代的位置，在規則體系中完成制度化鎖定，在生態網絡中構建樞紐優勢。只有當創新成果能夠持續轉化為結構控制力，科技自立自強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樹立科技創新結構觀，意味著以結構邏輯重新理解科技競爭的時代規律。科技創新不僅關注是否有突破，更關注突破是否改變結構；不僅關注能否做出來，更關注是否完成占位；不僅關注是否領先一代，更關注是否實現制度化鎖定并形成長期優勢。把結構作為創新的核心變量，通過“抓結構、促結構”重塑政策工具與治理邏輯，推動我國在全球科技競爭格局中實現位置躍遷，贏得更加穩固的發展主動與安全保障。這不僅是一種政策選擇，更是新時代科技治理的結構轉向。
（作者分別系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聯系電話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