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辦的不僅是案子，更是這一方山水的未來”| 關注全國兩會

“我們辦的不僅是案子，更是這一方山水的未來”

——專訪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庭庭長楊清明

劉洋 四川法治報全媒體記者 夏菲妮

“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即將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這部承載著生態文明建設厚望的法典，是環保領域的里程碑事件，正在持續吸引審判業務專家們的高度關注。這部法典的出臺有什么重大意義？它將如何影響法院的司法實踐？為此，記者專訪了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庭庭長楊清明。

楊清明的辦公桌十分干凈整潔，沒有印象中厚厚的卷宗，但當他談起四川法院辦理的環資典型案件時如數家珍。采訪中，他提到四個典型案例，它們如同四棱鏡，從不同角度折射出四川法院在環資審判中的思考與生態環境法典精神的呼應。

第一案：五小葉槭，為“風險”按下暫停鍵

雅礱江峽谷，一種名為五小葉槭的珍稀植物，全球僅存500余株。當一座水電站的規劃可能威脅到這一“植物大熊貓”的生存時，甘孜中院的法官們面臨著一個司法難題：損害尚未發生，但風險確已存在。傳統的“無損害即無救濟”理念，在此刻顯得力不從心。

2020年，法院作出了一個大膽的突破：并未簡單叫停建設，而是創造性地要求開發方在項目可研階段，必須將五小葉槭的生存作為環評的核心內容，環評通過后方可繼續。

“利用環境資源的行為如果造成環境污染、生態資源破壞，往往具有不可逆性……故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行為應注重防范于未然。”判決書中的這段話，將司法保護的關口從“事后懲治”毅然前移至“事前預防”。這不僅是對我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義務的踐行，更是對“風險預防”原則的開創性運用。

法官實地查看五小葉槭人工繁育情況

楊清明感慨道：“這個案子與即將出臺的法典精神高度契合。草案第6條確立的‘預防為主’原則，第680條對重要生態系統的系統性保護要求，都能在這個案子中找到最生動的注腳。它告訴我們，保護，要從‘亡羊補牢’走向‘曲突徙薪’。”

第二案：川陜哲羅鮭，在權衡中守護“水中大熊貓”

如果說五小葉槭案是“從無到有”確立保護，那么川陜哲羅鮭案則是“從有到優”檢驗保護的成色。當投資81.5億元的巴拉水電站建設，遭遇全球僅存2000余尾的極危物種，一場發展與保護的激烈碰撞再次上演。

環保組織提起訴訟，要求停止建設。然而，法院在審理中發現，項目已依法進行環評，原環保部批復的報告中已將川陜哲羅鮭列為敏感保護對象，建設單位也按部就班地開展了棲息地保護、人工繁殖研究、增殖放流等一系列工作。

案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川陜哲羅鮭

面對“保護措施已落實但風險爭議仍存”的復雜局面，省法院和阿壩中院沒有簡單地“叫停”或“放行”，而是進行了一次審慎的司法權衡。最終認定，建設方已盡到合理注意義務，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存在造成實質損害的重大風險，駁回了訴訟請求。

“這個案子的典型意義在于，它明確了預防性公益訴訟中‘重大風險’的認定標準。”楊清明解讀道，“法院審查的不是環評是否完美，而是環評程序是否合法、保護措施是否到位。正如最高法院在指導性案例點評中所言，發展經濟不能竭澤而漁，生態保護也不能緣木求魚。”判決之后，水電站順利推進，而川陜哲羅鮭也已實現全人工規模化繁育，實現了“既護住了魚，也守住了壩”的雙贏。

這與草案中關于“生態環境影響評價”的專章規定，以及野生動物保護章節中對棲息地保護的明確要求，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回響。

第三案：400余只獼猴的“精細化”賠償路

一個涉及400余只野生獼猴的特大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擺在了成鐵中院和萬源市法院面前。獼猴有的在獵捕中死亡，有的奄奄一息，有的經解救后成功放歸。面對如此復雜的損害后果，如何賠償才能體現公平與科學？

四川法院沒有選擇“一刀切”。依托最高法院的重大課題，他們邀請權威專家，引入生態技術調查官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學的野生動物資源損失計算模型。對死亡的獼猴，計算動物資源價值；對無法回歸野外的，計算其永久生態服務功能損失；對成功放歸的，則參考專家意見酌定其在野化訓練期間的“期間功能損失”。最終，24名被告人被判賠553萬余元。

“這個案子實現了從‘定性裁判’向‘定量核算’的精細化轉型。”楊清明說，“一句‘由扣押機關處置’的判決，很難讓生態得到真正修復。我們創新探索的‘野化放歸’模式，讓161只獼猴重歸山林，真正實現了修復目的。”這與草案第1065條關于“無法修復的實施替代性修復”的精神不謀而合。

第四案：90萬罰款，拷問“過罰相當”的邊界

一個看似普通的行政處罰案，卻觸及了行政執法的核心原則。傅某無證收購少量危險廢物，雖配合調查、積極整改，卻收到了90萬元的巨額罰單。

法院在審理中敏銳地發現，處罰決定未充分考慮當事人存在的多項從寬情節。最終，法院以違反“過罰相當”原則為由，認定處罰明顯失當。

“這個案子確立了這樣一個裁判規則：行政處罰不僅要合法，還要合理。”楊清明語氣堅定地說，必須綜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危害后果、整改態度等多種因素。這與草案第1056條關于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法定情形規定，形成了深刻的呼應，體現了法律對“人”的關照和對“合理性”的堅守。

四個案子，從預防、權衡、精細化到合理性，它們從不同維度切入，最終指向同一個方向：讓司法保護跟上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讓每一個判決都經得起法律和時間的檢驗。“草案公布后，我們再回頭看，當年那些創新，很多都和相關精神對上了。”楊清明欣慰地說，“這說明法典確實是從實踐中來，要到實踐中去的。”

四川生態稟賦獨特，但也面臨著跨區域保護的特殊挑戰。如何打破壁壘，讓司法保護從“個案審理”升維到“系統治理”？楊清明介紹了四川法院的兩大核心抓手。

抓手一：集中管轄，讓專業審判“握指成拳”

過去按行政區劃管轄案件，常常導致生態系統被人為割裂。為破解困局，四川構建了以成都環境資源法庭和四川大熊貓國家公園生態法庭為牽引的集中管轄體系。前者對全省環資案件實施集中管轄，后者則專門守護橫跨7市（州）20縣（市、區）的大熊貓國家公園四川片區。

四川大熊貓國家公園生態法庭在唐家河自然博物館開展巡回審判

集中管轄的優勢在另一起獼猴案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面對32只喪失野性的獼猴，法官沒有止步于“由扣押機關處置”的判決。依托集中管轄整合的專業資源，法庭聯合高校、鑒定機構，制定了科學的“野化放歸”方案，并判令被告人承擔相關費用。最終，這些獼猴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成功放歸。這起全國首例引入“野化放歸”生態修復手段的案件，正是集中管轄讓法官能夠跳出“就案辦案”，用更專業的視角、更系統的思維追求“真正修復”的生動例證。

抓手二：特色品牌，讓系統保護“串珠成鏈”

如果說集中管轄解決了“誰來專業地審”的問題，那么品牌建設解決的則是“如何系統地治”。四川法院傾力打造環資審判總品牌“繡蜀”，并以此引領，培育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子品牌，將分散的創新實踐整合成可復制的制度成果。

四川環資審判總品牌“繡蜀”標識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紐扣法庭”品牌。它將一江兩岸的法院比作衣襟，沿岸法庭視作紐扣，通過結對共建，“扣緊”流域生態安全。在審理一件非法采砂案時，瀘縣法院牛灘法庭需要跨行政區調查取證。依托“紐扣法庭”機制，結對的自貢市富順縣法院趙化法庭迅速行動，僅用2小時就解決了問題。在另一起非法捕撈案中，上下游法庭的法官們共同復盤，統一裁判尺度，實現了“同一個流域，同案同判”。如今，“紐扣法庭”已從沱江擴展到全省主要流域，從省內走向云、貴、渝、陜，成為跨區域協同治理的典范。

廣元市劍閣縣法院在翠云廊成立“驛道古柏保護司法服務站”，定期巡護古柏木

此外，針對九寨溝、峨眉山等景區的“生態文旅司法保護協作聯盟”，守護千年古樹的廣元“淬蕓”品牌，保護三星堆遺址的德陽“法耀三星”品牌，以及成渝兩地法院合作共護生態環境、促進綠色發展的廣安“法潤三山·青綠兩槽”品牌……它們如一顆顆明珠，串聯起四川從山到水、從古樹到景區的全方位保護網。

談及即將出臺的生態環境法典的重大意義，楊清明的目光深遠起來。他結合正在辦理的案子，談到了法典將帶來的三重變革。

首先是理念之變。過去辦案，更多是“處理一件破壞環境的事”。而生態環境法典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變成了裁判必須遵循的準則。在漢源縣法院審理的一起砍伐楠木案中，法官沒有止步于追究刑責，而是引導被告人認購了30噸本土林業碳匯進行注銷。“這個做法的背后，正是法典試圖確立的‘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楊清明說，“你破壞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就要通過一種讓整體生態獲益的方式，把這種關系實實在在地修復回來。”

其次是審判視角之變。生態環境法典的系統性，要求法官必須從“頭痛醫頭”轉向“系統治療”。在某生物科技公司污染環境案中，被告在400多畝土地上傾倒含重金屬污泥，其中包含永久基本農田。在生態環境法典的體系化視野下，法官必須同時考量污染防治、耕地保護、土壤生態功能等多個維度。“生態環境法典要求我們法官必須具備‘體系思維’，眼里不能只有一個孤立的違法行為，而要有整個生態系統。”楊清明坦言，這對法官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挑戰。

最后是司法功能之變。生態環境法典將“綠色低碳發展”單獨成編，意味著它不僅是“處罰”的工具，更是“促進”的引擎。漢源縣的碳匯案，被告人認購的碳匯資金流向了本地綠色低碳項目，推動了“破壞者修復、獲利者付費、保護者受益”的良性循環。“這個案例讓我感覺到，法典讓我們的司法裁判‘升華’了。我們的判決，要成為能夠推動綠色轉型、修復受損生態的‘解決方案’。”楊清明說道。

生態環境法典將至，四川法院如何將紙面上的法條落到實處？楊清明用四個關鍵詞作了展望。

一是“思維重塑”。四川法院將組織全員學習，不僅要學通法條，更要深刻領會“預防為主、系統治理、生態優先”的理念，確保每一次裁判都更加精準精細。

二是“守好底線”。用最嚴格的制度守住排污許可、飲用水源地保護的底線，對惡意違法行為絕不手軟，持續開展司法保護專項行動，確保老百姓的“水缸子”絕對安全。

三是“修復創新”。依托大熊貓國家公園生態法庭，在生態環境法典確認的“替代性修復”基礎上，探索更多元的方式，如勞務代償、野化放歸等，真正實現從“一判了之”到“恢復生態”的轉變。

四是“協同治理”。將“紐扣法庭”升級為“流域保護共同體”，在統一裁判尺度、修復標準上深化探索，加強與檢察、公安、行政部門的聯動，構建全方位、立體式的生態環境保護網。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五年，也是生態環境法治建設步入全面協同與深化發展的重要階段。“生態環境法典的出臺將成為環境司法的新起點，”楊清明說，對于環境資源審判一線的法官們而言，這不僅使命光榮，而且責任重大，需要更加注重法治與改革、發展、穩定相協同。在他看來：“我們辦的不僅是案子，更是這一方山水的未來。”

在峽谷與激流之間，尋找法治的答案

從甘孜雅江的峽谷，到大渡河的激流；從百余只獼猴重歸山林，到那張引發爭議的90萬罰單——這些典型案例，讓我真切地感受到，四川法院的環境資源審判，從來不是在法庭里閉門造車，而是將雙腳扎進了泥土，將目光投向了山川。

五小葉槭案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個開創性的判決本身，而是法官們在面對“損害尚未發生”時的決斷——他們將司法保護的關口從“事后懲治”毅然前移至“事前預防”。因為他們知道，有些東西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來了。

川陜哲羅鮭案則讓我看到了司法的另一種智慧。當環保組織與重大工程正面相撞，法院俯下身子，一點一點地審查：環評做了嗎？保護措施到位嗎？建設單位盡到責任了嗎？最終的雙贏結局證明，高水平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而是一道需要智慧求解的綜合題。

最讓我觸動的是那400余只獼猴的故事。在傳統的司法邏輯里，案件判完，責任追究，似乎就結束了，但法官們沒有止步于“由扣押機關處置”那句話。他們想的是：這些猴子怎么辦？放歸野外會死，繼續關著不是辦法，如何才能讓它們真正回家？于是有了專家論證，有了野化訓練，有了長達一年的跟蹤監測。這讓我明白，真正的司法保護，不是一紙判決的“了事”，而是對每一個生命負責的“了心”。

而那張90萬的罰單，則讓我看到了司法的溫度。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法條堆砌，當它面對一個初犯、積極整改、未造成實際危害的小經營者時，它應該保持必要的謙抑。過罰相當，不僅是法律原則，更是對公平正義最樸素的堅守。

伴隨采訪的深入，我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四川法院的環資審判，正在完成一場深刻的轉型：從“處理一件事”到“守護一個生命共同體”，從“頭痛醫頭”到“系統治療”，從“一判了之”到“修復為本”。這些探索，看似零散，實則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如何讓司法保護真正跟上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如何讓每一個判決都經得起法律和時間的檢驗。

如今，生態環境法典的曙光已現。作為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生態環境領域綜合性法律，它將司法實踐的智慧，變成了可以復制、可以推廣的制度成果。從此，當更多的法官面對類似的難題時，他們不再需要從零開始，而是有了一部法典作為遵循。

作為長江黃河上游的重要生態屏障，四川肩負著特殊的使命。在這片土地上，人與自然如何和諧共生，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如何并行不悖，一直是深刻的時代課題。而四川法院的實踐告訴我們，答案不在別處，就在每一起案件的審理中，在每一次裁判的權衡中，在每一份修復方案的設計中。

采訪結束時，楊清明對我說了一句話，讓我久久難忘：“我們辦的不僅是案子，更是這一方山水的未來。”

是啊，峽谷中的五小葉槭還在生長，激流中的川陜哲羅鮭還在游弋，山林中的獼猴已經建立起新的族群。它們或許不知道，有一群人，正在用法律的尺子，為它們丈量著生存的空間。而這，正是法治的溫度與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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